謝燕益,中國知名維權律師,因仗義執言,屢遭中共打壓,上月又被當局註銷律師執業證。以下是大紀元特約記者對他的訪談紀要。

記者:您剛剛被註銷了律師執照,您認為是甚麼原因導致的呢?

謝燕益:「709」事件我被關押了553天,是被取保放出的,然後我發表文章,接受採訪,繼續為自己、為「709」弟兄們及一些冤獄奔走呼告,他們會覺得我「不聽話」吧。尤其我介入了加拿大公民孫茜的案子,因為此案有國際影響,超過十個律師曾被官方通過各種方式威脅,最後都被解除了代理。

今年5月律協就調查我,害怕我作為孫茜的辯護人出庭,庭審那天,我去現場參加旁聽,他們竟然不許我進去。

他們註銷我的執照,是因為害怕。為甚麼會害怕我?我知道他們是怎麼製造冤獄的,作為孫茜代理律師,我見證了這個過程。

有人害怕這個國家走向正常,「709」後,對律師的打壓仍在繼續,但凡和官方「死磕的」、堅持說真話的律師,就會受到警告整肅,甚至被吊銷或註銷律師執照。

記者:您可以講講孫茜目前的情況嗎?

謝燕益:現在,他們居然採取威逼、欺騙的方式,迫使孫茜放棄律師、放棄自己的財產、放棄自己的信仰,甚至放棄自己的加拿大國籍!你可以想像嗎?他們用了甚麼樣的手段!

據我知道,昨天又有家屬聘請律師見孫茜,她表示不見。最後在律師堅持下,孫茜帶著黑頭套被押過來,對律師只說了一句:「我不需要律師,我已經有了政府給我指定的律師。」扭頭就走。

為甚麼?匪夷所思啊!她被抓捕後,遭受過酷刑,坐過老虎凳、灌過辣椒水,可以想見,為達到目的,他們還用了其它軟硬兼施的手段,非常卑鄙的。

現在需要在國際上為孫茜呼籲,中國司法整個被血債幫綁架,不可能有一個司法公正的結果了。在外交層面上,加拿大政府應該對此事有足夠的認識和重視,應該保障她的人權。

記者:你被取保後三天,就向外界曝光了裏面的酷刑,您不害怕再被抓進去嗎?

謝燕益:釋放我之前,他們無數次威脅我:「不准見記者,不准曝光,不准寫文章,否則還會把你抓回來,你的家庭也不會安全,都沒有好結果!」

我個人曾遭受了餓飯、不讓睡覺、扇耳光、毆打、虐待等迫害。2015年10月1號到10月10號,我還聽到了樓上有人遭受酷刑,似乎是電擊,有重重摔到地上的聲音,呻吟聲、哀求聲,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現在看來,可能是胡石根先生或是王全璋律師當時在遭受酷刑。

在裏面時我對自己有過一個諾言:如果出去,一定第一時間把裏面的酷刑披露出來。所以回來頭三天,我一直睡不著:曝光還是不曝光?怎麼曝光?

妻子雖也是性情中人,喜歡仗義執言,但不希望我再參與這些事,她已經承受太多。我很矛盾,一家人的團聚來之不易,我們要撫養三個孩子。

在裏邊,他們給我看兒子的錄像,還有剛出生女兒的照片,多次以此勸降:不要太自私,想一想你的孩子。我覺得兩個兒子經歷一些苦難,對成長未必是壞事,但對我的女兒,確實不公平。由於我的選擇造成的傷害,最後竟是由孩子來承受!

但不曝光我對自己沒法交代。我非常害怕,非常焦躁,當時的感覺就是一個人面對了一個世界。說心裏話,那個時候誰也幫不了你,滅頂一樣的壓力,至少我當時的感受是這樣的,真的非常害怕。

選擇是很艱難,但任何代價都不能用良心來交換吧,這是我最終作出決定的理由。其實很多人,包括那麼多大法弟子、一些政治犯,在這種煎熬中,不也都選擇了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嗎?

所以出來第三天,抱著要再進去的想法,我把酷刑披露出來了。

記者:您可以談談您的「選擇」對孩子造成的影響嗎?

謝燕益:我在裏面時,兩個兒子的遭遇就不說了,舉個我出來後的例子吧。我因參與法輪功的案子被報復,被調查聽證,和警察發生了衝突。被摁在警車裏的時候,我聽到了女兒的哭聲,那時她才2歲,我在車裏很難受,這是我接受不了的。我女兒看著他爸爸被警察帶走,後來又看警察拖走了她的媽媽。而爸爸和媽媽是最能保護她的。

我接受不了不是因為我受到凌辱,而是為我女兒難過,她在媽媽肚子裏時,她媽媽就被抓進派出所,不給飯吃,不讓休息。從她出生的第一天,她媽媽就被逼遷,她跟著媽媽流離失所,為她爸爸的自由奔走!

我無法和女兒解釋,這種苦痛驚嚇只能由遺忘來醫治。我女兒特別特別懂事,自來熟,見人就主動示好,跟人熟了就抱在一起。正面的理解她是適應環境,負面理解,她從小就沒有安全感。

這就是天天發生在中國的現實,作為一個律師,我還被媒體報道關注,但有多少上訪戶、法輪功學員、政治犯,他們被綁架被殘害,死在監獄裏面,並沒有人關注!

記者:「709」事件的起因也和您有關吧?

謝燕益:其實我性格是比較被動的,做律師天天接觸冤獄,都有些麻木了。

而恰恰那時,跟徐純合一樣,我也是孩子的父親了。我看到徐純合暴屍在火車站,旁邊圍著他的三個小孩和年邁的母親,官方說他搶槍襲警,他是被當作恐怖份子在孩子老人面前被擊斃的!他能拖家帶口去襲警搶槍?

同為人父為人子的角色讓我無法接受,所以我仗義執言,先是從技術層面分析了現場,發了檢舉警察涉嫌故意殺人的法律意見,沒想到網上迅速發酵。網友又給了我他母親的電話,我更不能推卸責任了,第二天我就義無反顧去了慶安,明查暗訪,並把真實消息發到了網上。

接著全國各地的很多網民和律師都趕往慶安,去聲援,去舉牌抗爭,他們不計個人安危,不約而同到慶安,其實是一種憤怒的爆發。

從慶安回北京後,央視就定調了,說民警的槍殺是合法正當的。於是我和謝陽等幾個律師又起訴央視,這成了「709」的導火線。

其實我就是比較較真,尊重事實、尊重法律,我的人生福禍都因為這個吧。

記者:您不覺得您和很多人不一樣?很多人認為能過好自己的日子,為家庭負責就行了,歲月靜好。

謝燕益:現在的中國,食品、土壤、水,甚至你吸的空氣都是有毒的,避無可避啊,就是挖個耗子洞鑽進去,你都躲不了禍,你能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嗎?哪有歲月靜好?

1949年以後,集權造成的人道災難屢見不鮮,每天都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只是命運沒有把你擺放在那兒。如果你不去面對,那這不幸今天發生在別人身上,明天可能就會發生在你身上。伸頭一刀、縮頭一刀,有了老婆孩子以後,我作為父親,作為丈夫,尤其作為一個律師,沒有別的選擇,我們不面對這個險境、不去講真話,不去追究違法犯罪,社會就會繼續爛下去,那大家遲早都會遭殃,對於我的子孫後代,我認為也是在負責啊。

如果有人認為歲月靜好,他肯定要有一個扭曲的方式來應對,防範被傷害,他才能存活下去。他是正常人嗎?堅持自己的原則,不願意同流合污,不願意被扭曲,反而被社會邊緣化,反而會被認為不正常!到底是我不正常,還是這個社會出了問題?

謝燕益律師和妻子、女兒近照。(大紀元)
謝燕益律師和妻子、女兒近照。(大紀元)

對於強者來說 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

記者:可是您覺得您能改變現實嗎?

謝燕益:我相信心念造物,一誠動天下,這個國家是我們一閃一念造成的共業,改變不了現狀,可能因為我們誠意不足,意念還不夠堅定,正念還不足夠吧。

我發表文章,寫法律文書及辯護詞,都儘量站在善的立場,周永康也好、那些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警察,槍殺徐純合的警察,包括背後的黑手,我都希望他們能醒悟,得到救贖。你昨天作惡,今天停止,馬上積功累德都未為遲晚。我相信善的力量無往而不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

一般我不會輕易投入一個案子,但既然投入,做律師,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會力所能及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做我該做的,做正確的事,無愧無悔。至於說結果,一切交給上天,一切都有定數,也許我們不能改變大環境,但也不必患得患失吧。

記者:您在文章中寫過「40歲是坐牢的最好的年齡」?

謝燕益:進去之前,我就寫了我的座右銘:人生的一切磨難乃至生死,不過是修行覺悟的契機。

我認為,如果太早經歷了不堪承受的苦難,人可能會被扭曲、打垮。而40歲的我,歷經了人生的各種無常,在知識上已有積累,對人性、社會、歷史都有了比較深的感悟,所以被抓後我最大的感觸就是:磨難來得正好,苦難是人生最好的老師,是靈性覺醒、生命昇華的一個條件。對於強者來說,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從我個人的命運來講 ,我覺得磨難是上天對我的恩典。

對一個族群也是這樣的,我們這個民族,歷經了這麼多苦難,經歷了文革浩劫,但很多人還沒覺醒,還沒有基本的是非善惡的辨別能力。我們能不能對得起我們所經歷的苦難?

記者:現在您的很多想法和普通人甚至與律師同行都不一樣?您會有孤獨感嗎?不能做律師了,您不擔憂以後的生活嗎?

謝燕益:經歷了「709」,現在不管是受迫害的律師還是其他人權律師群體,大家都有不同的選擇。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承擔使命,做自己的事情,也就是這樣的。

我一向都有點孤獨,早在2003年我起訴江澤民,那時就幾乎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後來包括推動和平民主、參與維權案件,我都覺得自己是孤獨的。區別就是,「709」之前我還耐不住孤獨,不甘於寂寞,現在我很享受孤獨了,這種孤獨不是壞事。

之前我可能還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認可、建功立業等等,之後我對這些能淡然一點了。窮則獨善其身,現在我更關注自己的修行和家庭,更在乎自己精神的提升,而不是外在的東西。出來之後,我每天都堅持打坐2個小時,這對我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會做點自己力所能及的,為社會、為別人。職業不能決定一個人的未來,決定人未來的還是自身的不斷覺悟,能不斷地去面對,去勇於承擔責任,而這個社會缺少的就是對責任的擔當。

我有三個小孩子,我們兩口子的壓力都比較大,但我覺得一切都會有安排的,你不會沒有事情做,你也不會沒有飯吃,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

我們都是共產極權的受害者

記者:聽說您母親是中國第一代律師,她應該很懂法律了,生前她難道不認同您嗎?

謝燕益:首先,我母親從小就沒有安全感。當年我姥爺為了找出路,參加了中共黨搞土改,進城之前休掉了我姥姥,找了小20歲的「革命的伴侶」結合了。那時我母親還非常小,心裏肯定有陰影的。

文革時,她也特別恐懼,不知道是跟著人貼大字報還是不跟著人貼,後來她參加了武鬥,被打得眼冒金星,恐懼。後來她成為中國最早的律師,又因為不夠圓滑被當地司法局排擠。

我起訴江澤民的時候,母親和我斷絕關係,不讓我在家裏住,她不是不懂法律,她恐懼。我被抓後,她恐懼,一個月後就很快離世了。一直到去世前一天,她還訂閱中共的報刊,家裏到處都是毛澤東的書。她大量高價收購紀念毛澤東的書,還有像章,多貴她都要,喜歡,實際上也是恐懼。

我母親根正苗紅,作為被中共被徹底洗腦的老黨員,她崇拜毛澤東,把毛澤東當作父親,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她一直歇斯底里站在中共的立場上,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她認為她的一切都是中共給的,她意識不到她是共產運動的受害者。她沒有能力愛別人,不接受任何人的愛和善意,對人性深度懷疑,甚至連天性都快喪失了。為了所謂的革命,不管家、不管孩子,甚至親人的生啊、死啊,都無所謂,她內心深處都被扭曲了。

按照傳統,陳世美拋棄妻子是令人不齒的啊,傳統美德講糟糠之妻不下堂,我姥姥給姥爺生了這麼多孩子,姥爺竟能拋棄她,禽獸不如嘛。當時很多黨員進城後都找藉口這麼幹的。那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是被中共直接傷害的,跟著中共的的,像我姥爺這種人,也是被它毒害的,被它的謊言蒙蔽,相信唯物主義、鬥爭哲學,為了革命無惡不作,以「革命」這種高大上的名義,休掉原配去娶小老婆,其實就是為了自己的私慾。

我的家庭裏,都是共產極權的受害者,我姥姥是受害者,我母親是受害的,我姥爺也是!

每個中國家庭,或多或少都受到這種烏托邦紅禍的毒害。你去發現吧,母親父親,爺爺奶奶,你的親人裏邊,如果人格上有問題,偏執,或缺乏愛、缺乏善、缺乏包容,都有仇恨這種東西,一定是受到了共產極權的毒害。

我懂事以後才反思這些,現在自己也竭力去克制,我和我太太吵架,極端的時候也打孩子,這裏面都有仇恨,有性格裏那種偏激的東西,都是紅禍運動的毒害。

所以我也很同情像傅政華一樣的人,他們又何嘗不是專制極權的最大受害者?儘管他給我和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從我個人來說,我願意原諒他,他也有妻兒老小。在中國,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這個體制扭曲了所有的關係,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朋友的關係,現在都被異化扭曲了。但人性中的良善,不是哪一黨那一派給人洗腦就能徹底抹殺的,我太太就有那種先天的賢惠。

記者:那您怎樣讓您的孩子避免中共的洗腦教育呢?

謝燕益:集權體制壟斷了所有的社會資源,紅二代官二代生下來就比你有錢、有權,有更多教育、就業的機會,而我們老百姓只有很少的生存的空間。

我們不得不珍惜一點一滴夾縫裏的機會。一方面,孩子能上學,我們就感覺慶幸了,它隨便找個藉口就可以不讓我們孩子上學。另一方面呢,我很無奈,沒有辦法,極端功利的應試化教育、扼殺人性,紅色的洗腦,假大空,甚麼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有一些偽道德,甚麼偉大復興、中國夢甚麼的,都跟自然科學、常識、數學、語文、英語捆綁在一起。你能讓孩子上課不認真聽講?不要聽老師的話?可能嗎?不讓孩子繫紅領巾?不繫紅領巾孩子連學校的門都不讓進!

這些系統的洗腦,無孔不入滲透在生活、學習、教育、就業的方方面面。這個歷史被篡改了多少?法律層面上有多少意識形態的東西?憲法裏摻雜多少政治私貨,有多少一黨一派的專制餘毒?但它以偽善的面貌出現,它站在道義高地上,不要說孩子,就說大人,有多少能識別?

現在我唯一能做就是讓我的兩個兒子打坐、修煉,相信神明的存在,有敬畏之心。

謝燕益律師和女兒近照。(大紀元)
謝燕益律師和女兒近照。(大紀元)

記者:您似乎特別喜歡「和平民主,天下為公」這八個字?

謝燕益:「和平民主,天下為公」 這幅字,是我專門請一個叫陶禾子的朋友寫的,他是大法弟子,妹妹因法輪功信仰被綁架迫害,判了三年。我曾經給他妹妹辯護。這幾個字就是我對中國社會的展望了,追求國家的和平轉型,追求一個人權至上、文明法治的國家,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附:謝燕益近年經歷

謝燕益,43歲,祖籍廣東電白,
2003年,謝燕益起訴江澤民,起訴他違反憲法繼續擔任國家軍委主席。
2015年5月,到哈爾濱慶安調查「慶安槍殺案」, 後與眾多律師向中共最高檢察院、公安部舉報警察涉嫌故意殺人,這成為「709」事件的導火線。
2015年7月被抓捕,罪名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553天後出獄。
2017年,代理加拿大公民孫茜的法輪功信仰案。
2018年11月,被註銷律師執業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