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之前,世界上很少有人聽說過賀建奎這個名字。但是由他經手的全球首宗、可免疫愛滋病的基因編輯雙胞胎嬰兒(露露和娜娜)出生後,他成了全球輿論風暴的中心。

全球科學界迅速對其進行譴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說,這項實驗「令人極度不安」,倫理學家Julian Savulescu也表示,賀的工作「令人恐懼」。

美國Theatlantic媒體12月3日刊文指出,世界上第一對基因編輯嬰兒的實驗充滿了「技術錯誤」和「道德缺陷」 。

1.該案例沒必要通過基因編輯來治療

賀建奎這次所實施的基因手術,修改的是CCR5基因。據了解,CCR5基因是HIV病毒入侵機體細胞的主要輔助受體之一。

雖然娜娜和露露的父親是愛滋病毒陽性,但這兩名嬰兒實際上都沒有感染愛滋病毒。賀建奎的團隊造成一個完全正常的基因停用,目的是降低兒童患病的風險,但事實上,現在許多藥物已經過反覆臨床試驗,證明可以降低感染風險,所以這個案例並沒有基因干預的必要。

此外,即使修改了CCR5,也不能使人對愛滋病具備完全免疫力。要知道,基因天然缺陷的人儘管看起來很健康,但他們可能更容易受到其它病毒如西尼羅河病毒的侵害,而且他們感染流感時更容易死亡。從本質上講,賀建奎使得露露和娜娜抵抗了一種疾病(這可以通過很多基因編輯之外的方式達到),但卻使得她們成了其它疾病的易感染對象。

2. 這次基因編輯的操作粗製濫造

賀的數據尚未發表或經過同行評審,因此他的實驗的許多細節尚不清楚。但根據他在香港峰會上提出的幻燈片,其他科學家已經譴責這項工作很「業餘」。

例如,他似乎只設法編輯了露露的一半CCR5基因;其餘都很正常。更重要的是,嬰兒的細胞似乎沒有被以正確的方式進行編輯。賀刪除了CCR5基因上的32個鹼基片段(基因的基礎組成),模仿一種名為delta 32的天然突變,這種突變在大約10%的歐洲人身上出現。

但根據馬薩諸塞大學醫學院的生物化學家萊德(Sean Ryder)所說,他的幻燈片顯示兩個女孩都沒有delta32的跡象。相反,露露有一個完全不同的CCR5突變,而娜娜有兩個。萊德說, 「賀創造了新的突變,但沒有理由認為這將為(嬰兒)帶來保護性的(益處), 甚至不能確認是安全的。」

3.目前尚不清楚新的突變會帶來甚麼後果

賀給露露和娜娜引入的三個基因突變中,至少有兩個可能對CCR5造成重大變化。

科學家通常的做法是:將相同的突變引入小白鼠或其它實驗室動物,看看會發生甚麼。如果他們感到有足夠的信心可以在人類患者身上實驗,就可以招募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取出一些免疫細胞,引入新的CCR5突變,然後對志願者進行數月或數年的長期監測。

看起來賀的團隊跳過了所有這些基本監測,直接將編輯過的胚胎植入到一個女人身上。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遺傳學家Leonid Kruglyak在推特上說,這種行為「公然無視規則和慣例」。

4.參與者的知情權

目前尚不清楚參與賀的項目的志願者是否真正理解這個項目,或知道實驗可能帶來的後果。賀通過愛滋病協會接觸病人,並將他的工作謊稱為「愛滋病疫苗開發項目」。

賀說他的病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並對基因編輯技術有所了解。但根據大陸媒體報道,一名退出實驗的人對生物學只有高中水平,而且只有當賀的新聞曝出時才知道了「基因編輯」一詞,他也沒有被告知「脫靶」的風險。

此外,賀讓試驗者簽署的「同意書」更像是一份「商業合同」, Rogue Bioethics的生物倫理學家Kelly Hills說,例如,關於風險的部份沒有詳細說明,而是更多地撇清賀團隊的法律責任。 「同意書還賦予了賀的團隊將嬰兒照片使用在雜誌、日曆、廣告牌、產品包裝以及汽車和電梯海報中的權利。」

5.暗箱操作

賀建奎所在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學聲稱跟他的研究沒有干係。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被指為賀建奎的相關試驗提交倫理審查,但該醫院否認與賀建奎合作。

和美婦兒科醫院還稱已經向警方報案,指賀建奎向醫院提交的申請文件,並非院方人員親自簽署,懷疑賀建奎偽造文件。

6.違背了全球科學界的共識

如果全球科學界對人類胚胎的基因編輯技術有共識的話,那就是:不要急於操作。這是2015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學和醫學院召開國際峰會達成的觀點。這也是2017年該組織發佈的重要報告中的觀點。

報告沒有要求徹底禁止基因編輯,但是說要「謹慎從事」。應該在「嚴格監督」、「最大透明度」和「沒有其它可行方案」的臨床試驗中進行。而賀的操作既匆忙又隱蔽,顯然不符合這些標準。

7.無法判斷他的工作能帶來任何好處

娜娜和露露將在18歲之前受到監控。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生物倫理學家Alta Charo在一份聲明中說,這兩個孩子已經沒有感染愛滋病病毒的風險,這意味著沒有辦法評估基因編輯給她們帶來任何好處,如果她們仍呈愛滋病病毒陰性,沒有辦法證明這是基因編輯帶來的效果。

8.改變人類命運的事情可以「輕易發生」

去年,一群科學家通過實驗復活了一種叫做horsepox的病毒。 一些研究人員和倫理學家批評說,這將使得復活相關的(也是更危險的)天花病毒更容易。

無論科學實驗的風險或優點如何,現代科學核心的脆弱性都顯而易見,也就是說:一個小組的研究人員可以對產生全球性後果的實驗作出單方面決策,並且其他人只能被蒙在鼓裏,並承受後果。賀建奎的實驗就揭示了這種科學界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