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共推行的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倡議的主要目的是地緣戰略而非地緣經濟,中共試圖以這種戰略向境外輸出中國產品、中國標準和過剩的產能。更重要的是,中共通過一帶一路項目對協議簽署國和地區實施經濟和戰略控制。

一帶一路為何引起警覺?

據澳廣(ABC)新聞報道,一帶一路是中共正在境外實施的一項巨大的基礎設施工程網。一些專家估計,一帶一路在未來10年的投資規模將高達1萬億美元,其投資目標是港口、橋樑和公路等基礎設施。而且,與中共政府簽署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通常是缺乏資金的國家。

據澳廣8月1日報道,美國政府非常懷疑一帶一路的目的,認為它是中共在協議國發揮影響力的工具。一些國家還指責中共利用掠奪性貸款,在小經濟體國創造高債務槓桿。

報道說,美國和澳洲聯邦政府都很擔憂一帶一路項目下的「債權轉股權」(Debt-for-Equity Swaps)做法,即協議國出讓當地基礎設施「還債」而不是償還貸款。例如,2018年1月,斯里蘭卡政府無法償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工程所欠中國的債務,只得把港口以99年期限租給一家公司,中共政府持有該公司80%的股份。

美國官員認為,這類債務陷阱將使中共能夠在亞太地區慢慢建立戰略資產網。他們擔憂這些戰略資產很快就會成為中共軍隊未來的立足點。

一帶一路實為地緣戰略

根據澳洲智囊洛伊(Lowy)研究所的報告,一帶一路框架是中共政府的經濟和戰略議程。洛伊研究所經濟學家蔡彼得(Peter Cai)認為,一帶一路的主要目的是地緣戰略,而不是地緣經濟。

中國與巴基斯坦的經濟走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被廣泛地被視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並得到北京和伊斯蘭堡的積極支持。按照規劃,該經濟走廊將連接新疆的喀什與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Baluchistan)瓜達爾港(Gwadar Port)。因為該港口瀕臨波斯灣,它可作為中國運輸船能源供應的轉運站,而不再需要通過東南亞的馬六甲海峽。

除了商業港口職能,瓜達爾港還擁有足夠深度來容納潛艇和航空母艦。中共可能將瓜達爾港用於軍事目的,因為中共海軍曾執行一些海外任務,例如阿拉伯海的反海盜任務以及在利比亞疏散中國工人。

在更廣泛的戰略層面,中共高層決策者把一帶一路作為一種戰略工具,抵制美國政府的亞洲政策。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是中共的資深顧問,他在2015年說,中共一帶一路框架可與美國一些政策,例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相抗衡。

澳洲國立大學Crawford公共政策學院客座研究員維迪(Geoff Wade)說,一帶一路試圖把歐亞大陸,以及非洲和大洋洲的兩端通過兩條途徑連接起來。批評者認為,一帶一路有利於中共對這兩條線上的參與國實施經濟和戰略控制。

在經濟方面,中共試圖利用其龐大的金融資產,通過一帶一路項目長期控制基礎設施、自然資源,以及相關的土地資產,以控制小規模經濟體國家的經濟。中共還以不公平的信貸條件向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貸款。

雖然中共宣稱一帶一路是以經濟利益為目的,但批評者認為它是一項戰略計劃。中共清楚地描述一帶一路是為了進一步鞏固中共對南中國海島嶼的主張。但在印度洋的西側,非洲的吉布提(Djibouti)正在向中共提供貿易港口和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

來自國際社會更廣泛的擔憂與中共的長期目標有關。中共的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向蘭新曾把一帶一路解釋為通往西方世界的一條大道。因此,有人認為一帶一路舉措是對目前全球政治和經濟現狀的挑戰。

一帶一路的資金

中共一帶一路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提供資金。中共央行倡導並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就是以向一帶一路項目提供信貸為目的。根據鳳凰新聞發表在網絡論壇的文章,亞投行的法定資金規模為1000億美元,初步繳納資金為500億美元;中國出資份額佔50%,投票權重約佔42%。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在同一地區亞洲開發銀行(ADB)出資的份額和投票權重僅為6.46%和5.47%,還不及美國和日本的一半。亞洲開發銀行旨在促進世界上最貧窮地區的經濟增長與合作。

中共通過一帶一路輸出過剩產能

中共一帶一路不可缺失的一部份就是「生產能力合作」。它通常把中國擁有的生產能力簡單地轉移到生產成本更低、市場更接近的國家。然後中共就可以通過出口產能的過程對當地市場、勞動力和出口政策施加某種控制。

蔡彼得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共試圖以一帶一路輸出中國產品和中國標準。從80年代初期開始的30年,中國被認為是「世界工廠」,但在過去幾年內,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優勢(例如低勞動力成本)已經在逐漸丟失。中共希望通過一帶一路框架,向海外輸出高技術含量的製造業產品,例如高速鐵路。

中共還藉機推行中國標準。以高鐵項目為例,如果某個地區或國家接受中國的高鐵技術作為其國家標準,中共就可能成為廣闊地理區域範圍內的事實標準。這意味著中國製造商和供應商將享受到強大的先發優勢,優於其它競爭對手,尤其是日本的高鐵生產商。

除了高鐵領域,中共也試圖通過一帶一路推動其它行業的中國標準,例如能源和電信。中石油戰略部前主任陸如泉認為,基於美國和歐洲能源的經驗,控制標準意味著在談判中佔據優勢、更多的討價還價籌碼,以及更好的盈利能力。控制標準比其它任何事情都重要。

在電信領域,中共試圖推廣以華為和中興通訊為代表的中國標準。華為、中興和中國移動密切參與開發5G技術,中共已把電信業視為「中國製造2025」戰略的核心。

還有很多例子能證明中共試圖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向海外輸出「過剩的產能」。中共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4萬億人民幣的財政刺激方案,其副作用之一就是創造了大規模的過剩產能,例如鋼鐵製造業和水泥業。中國的鋼鐵產量從2008年的5.12億噸增長到2015年的8.03億噸。許多國有企業承擔著大量債務,因為經濟放緩、國際市場需求低迷、以及供給過剩,這些企業的利潤削減。

總理李克強在2014年東盟(ASEAN)會議上說:「我們擁有大量的剩餘設備用於製造鋼鐵、水泥和褶玻璃。我們希望企業能夠通過直接投資,把過剩的製造能力遷移到東盟國家,這些國家需要建造基礎設施。」由此可見,一帶一路是中共試圖解決產能過剩的手段之一。

一帶一路對經濟實力薄弱國家的影響

網絡媒體iYouPort曾報道,一帶一路最令人擔憂的是對經濟薄弱國家的影響。全球發展中心(CGD)在今年3月發佈的一份文件指出,與一帶一路相關的貸款已經導致八個國家出現債務危機的高風險。這些國家包括馬爾代夫、老撾、巴基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黑山和吉布提。

例如,在一帶一路項目下,高速公路項目佔黑山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四分之一以上。從2016年開始的中共與老撾鐵路項目的支出,可能相當於老撾 GDP 的一半。

蔡彼得的研究報告認為,一帶一路的簽署國與中共之間缺乏政治信任,印度也許是最好的例子。印度外交國務秘書蘇傑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已表示,一帶一路是中共的單邊倡議,在沒有進行重要諮詢的情況下,印度不會做出承諾。

不僅如此,在已簽署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中,近三分之二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都低於可投資級。在中國境內,一些債務槓桿過高的金融機構對一帶一路的一些項目表示擔憂,例如項目所在地區的政治環境和經濟不穩定性。

澳洲能做些甚麼?

據澳廣報道,澳洲與美國和日本已經同意建立區域性的基礎設施合作夥伴資金項目,與中共的一帶一路戰略抗衡。這三個國家都發出信號,準備向區域內的國家提供基礎設施資金。這三個國家表示,他們希望「重建基金投資於推動經濟增長、創造機會、促進自由、開放、包容和繁榮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的項目」。

蔡彼得說:「這是針對一帶一路做出的協作反應,很多發展中國家從中國借錢。如果仔細閱讀澳洲、美國和日本的合作聲明,那麼會發現,這三個國家的合作是針對這個問題的。」他預測,日本將在該合作中起主要作用。例如,在印尼雅加達的高鐵項目上,日本與中國在進行競爭。

在一帶一路所涉及的國家中,如果急需基礎設施資金的國家有其它選擇,那麼中共就難以在協議談判中增加籌碼。這正是澳、美、日建立區域基礎設施基金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