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網民披露,杭州為了2022年召開的亞運會,正在全城瘋狂殺狗,所有被官方看到的未登記的狗,不僅被直接抓到虐死,更有城管直接從居民懷中搶過小狗弄死。對此,不少網民十分憤怒,紛紛留言:「文明國家有流浪狗救助站,有動物保護法,無人收養也會安樂死,但絕無可能如此殘忍。」「這就是一個曾經舉辦G20峰會的中國杭州,一個標榜文明城市所作所為!」

還有網民就此舉進行了政治解讀:「1、打斷人與人的同情心和愛心,為下一階段的『楓橋經驗』提供社會基礎;2、測試人民的反抗指數,為進一步暴政提供參考指標;3、鍛鍊隊伍,強化警察隊伍的『無條件執行』的意識;4、在人民群眾中製造分裂,瓦解底層群眾的凝聚力。」更有網民將矛頭指向了現任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

然而,杭州官方對於網民們的回應是:抓捕了兩個「造謠」的市民。由於官方的公信力早已喪失,這樣的回應只能讓更多人認為是欲蓋彌彰,反而激起更多人的不滿。

就在杭州因殺狗引起眾怒相距不遠的日子,陳敏爾掌控的重慶市官媒《重慶日報》報道稱,政審材料是參加高考錄取的必備材料,是高考錄取時的重要依據,政審不合格者不能參加普通高校的錄取。政審不合格事項包括: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道德品質惡劣,有違法犯罪行為等。該材料主要由考生所在的學校或單位提供。

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多人馬上聯想到了毛時代殘酷的包括高考在內的政審,並且質疑文革是否要重現。而隨著福建等省相同文件的被披露,證明了當局藉此加緊對青少年的鉗制,這無疑折射的是北京當局內心深深的恐懼,其引發的除了憤怒,就是民眾對當局的厭惡。

引發眾怒的絕非這兩宗事件。近半年來,山東多地、江蘇鎮江和徐州、河北大名、湖北麻城等多地相繼發生退伍老兵示威上訪事件,當局百般阻撓,甚至動用警察、武警維穩。

此外,自今年6月以來,為完成上級「殯葬改革」計劃,江西不少地方官員進村入戶,強行搶走百姓的棺材並砸毀,甚至挖墳、掘墓、搶屍……中共的無恥與滅絕人性的行為令民眾的憤怒和忍耐都到了極限。網上的留言滿滿都是對中共的厭惡和詛咒:「不光讓你活不明白,死也要你閉不了目!」「民心向背只在一瞬間就變了!不知道哪裏來的底氣,敢這麼跟老百姓作對!」「官逼民反。」「真的應該改朝換代了!」

雖然江西省省委書記、省長劉奇以辭去省長之職來回應民怨,當地政府也在壓力下修改政策,但沸騰的民怨、對中共的憤怒並不能平息。

同樣惹火上身的還有北京市委書記蔡奇。蔡奇自去年接替郭金龍任北京一把手後,北京當局接連出台清理外來「低端人口」、「煤改氣」、「大拆廣告招牌」的三項政策,但這些政策都受到廣泛的抵制與質疑。特別是蔡奇內部講話「到了基層,就是要真刀真槍、就是要刺刀見紅、就是要敢於硬碰硬、就是要解決問題」被曝光,除了暴露了其內部博弈外,更讓民眾見識了所謂的「父母官」的真面目。

至於在國際社會擁有惡劣名聲的新疆書記陳全國,更是將新疆變成了一座大監獄。臭名昭著的針對當地少數民族洗腦的新疆「再教育營」已經遭到了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而有美國眾議員呼籲美國政府對其予以制裁。

另據海外明慧網7月19日的消息,新疆某地「社區人員全部穿著迷彩服、頭戴鋼盔、身穿防刺馬甲、戴著紅袖章、手裏拿著大頭棒」,而且「社區門口每個進出口不但設有錄像頭,還有兩個全副武裝的保安要求登記並檢查;一些退休人員,戴著紅袖章三五成群地在小區轉悠、企業單位抽調一些青壯年戴著紅袖章在小區裏巡邏;每個商舖的店員都戴著紅袖章,口哨一響,全都拿著大頭棒衝出來集合」。

不僅如此,該地「早市晚市不讓擺攤,市民買菜得去超市,進超市都得刷身份證並檢查包;很多外地少數民族被驅趕回原籍,造成廠礦企業職工大量流失,經濟受損;各個巴士站有身穿迷彩服、手拿大頭棒的人站崗;標有『特警』的黑色防暴車在市區來回巡邏;公安警車時不時的拉著警笛、閃著警燈呼嘯而過。整個城市戒備森嚴、壓抑、緊張,籠罩在陰森恐怖當中」。

無疑,受到監控和迫害的不僅僅是當地少數民族,還有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

周江勇、陳敏爾、劉奇、蔡奇、陳全國……可以說,這些地方大員都是為中南海高層所信任的官員,然而,他們的所為卻頻惹眾怒,反而給高層添堵。原因可能是他們為不辜負信任,為了緊跟中南海政策,期望儘快交出成績,因此不惜發下狠話,不惜違背天理人情、綱常倫理、既定政策,不顧任何輿論的譴責。其結果是在中共這個上下都黑暗的體制中,基層的暴力執法變本加厲,強勢打壓更讓民眾反感,只能是「欲速則不達」。

為中南海所信任的地方大員所收穫的是民眾的憤怒,實際上也折射了中南海所面臨的危機,即其推行的各種逆歷史潮流、違背民心民意的政策,正在招致民眾的唾棄。沒有人否認,在當今中國,相信共產黨的、信仰共產主義之人已是寥寥無幾,中共正陷於極其嚴重的信任危機與合法性危機中,而海內外的「三退」大潮早已將中共的根拔了出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厲害的國」現出了原形,經濟嚴重下滑,內需不振,消費降級,國內各種矛盾激化,「逃離」成為了熱門詞。為此,北京當局不惜進一步加強各方鉗制,包括加強封網,整肅微博、微信和自媒體,等等。而這些舉措彰顯的是北京當局末日的恐慌和憂懼。

早在2015年10月,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去世後,大陸有媒體刊登了其晚年呼籲政治改革,對民主、自由、法治以及反腐的言論,如「歷史證明,哪個社會能夠發揚民主,尊重自由,明晰產權,並予以法律保障,哪個社會就能夠取得不斷創新的活力,領先實現技術革命和制度變遷」;「當權的官僚資本家具有滿足現狀的意識,認為現行體制一切健全,拒絕批評,拒絕政治改革,不能正確對待批評、建議等」;「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僅僅是勇氣而已」;「我們需要一個透明的民主政府,需要一個屬於公民的社會。要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

顯然,中南海高層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時的選擇,並非如杜潤生等人所期望的那樣,勇於踏上新的道路,而是背道而馳。這樣的政權在瞬息間崩潰也就絲毫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