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哐當」一聲巨響,我身後的一扇大鐵門關上了,我被幾個警察領著推著從一條水泥階梯走下去,走向大連市法院設在地下的看守所。頭上幽暗的燈光,把我們的身影照在牆壁上,就像幽魂在移動。

這時,我陡然想起但丁描寫地獄的名著《神曲》:地獄的大門上寫著一行大字:「來到這裏的人們,把你們的一切希望都扔掉吧!」是的,我已掉入了毛澤東製造的人間地獄,不會再有擺脫厄運的任何希望了。

1957年夏天,席捲全國的「反右鬥爭」,使中華民族三百萬(不止官方公布的55萬)知識精英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各地看守所、監獄人滿為患。

我所在的看守所幾個大監室都塞滿了人,我住的那個監室只二十多平米,塞進了五十多人,大家盤腿坐在三面靠牆的炕上,不准說話和走動,除了聽看守所人員訓話,就是被要求反省各自的「罪惡」。

每天吃兩頓,每頓一個窩窩頭,一塊鹹蘿蔔,坐得腿痛,餓得發慌,我閉目沉思,幾個月來的遭遇像一幕幕電影在腦中放映:

這年春天,毛澤東的一次次講話和眾多文件,不斷號召人民「大鳴大放」,揭露黨的工作缺點和錯誤,説明黨整風。一再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等煌煌諾言,使心懷疑慮的廣大知識份子逐漸大膽放言。

毛澤東一意孤行「高舉三面紅旗」的錯誤政策,造成全國糧荒,餓死大量老百姓。(網絡圖片)
毛澤東一意孤行「高舉三面紅旗」的錯誤政策,造成全國糧荒,餓死大量老百姓。(網絡圖片)

我作為大連黨報《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每天跟隨市領導到各高校去參加鳴放座談會,沒有空閒參加本單位的鳴放會,只是在業餘時間與同事們聊天發表些意見。

我認為:人大是擺設,不為人民說話;黨不民主,不虛心接受各方的正確意見;黨不重視知識份子,只重視大老粗;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傷害了不少知識份子的心。毛澤東和中共在未取得政權前不斷宣傳民主,反對蔣介石專制獨裁,為甚麼現在變了呢?……

十多天後風雲突變,廣大知識份子的鳴放意見,被稱為是「向黨猖狂進攻」,「言者無罪」的諾言變成「引蛇出洞」的「陽謀」,我的這些私下議論立即被人檢舉揭發,指責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

於是大會鬥小會批,日夜不停,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漫畫,說我是「反革命的毒蛇魔鬼」,最後被定為「極右份子」而遭撤職,投入打掃廁所和大煉鋼鐵等勞動,1958 年的夏天,終遭逮捕。

我的妻子是中學老師,學校當局就逼她檢舉我的罪行。她不檢舉,就逼她講對黨不滿的意見,也想把她打成右派。她受不了逼供,憤而辭職,帶著3個子女逃回南方家鄉,從此我便妻離子散。

我在看守所被拘禁一個多月後,法院人員遞給我一張判決書,不容我聲辯,判我七年徒刑。這樣,我就成為大連第一勞改隊的一個囚犯,從事制磚勞動。

我們監室三十多個犯人,成天在烈日寒風中勞動,一幹就是十多個小時,彎腰曲背幹得腰酸腿痛手麻,精疲力竭,有時半夜裏下雨,警鈴一響,就得立刻起床奔赴工地搶蓋。如此強勞動,每天只吃兩頓,每頓一個窩窩頭,一小碗蔬菜,因而天天感到饑餓。

我們右派對中共以言判罪的惡毒手段無不心懷怨恨,刑事犯也對輕罪重判十分不滿。勞改當局為了強令犯人「認罪服法」,想出歪招,仿效社會上鳴放的辦法開展「交心運動」,企圖「引蛇出洞」,進行打擊。

每天晚間開「交心會」,大多數犯人早已領教了共產黨的陰謀陽謀,都不再上當,只談飯菜吃不飽,勞動吃不消之類生活小事。但也有一些膽大的人發表不認罪不服法的言論,於是交心會變成批鬥會。

有一位化學廠工程師對定他右派判罪不服,一再指責「共產黨不講理」,幾次批鬥仍不服,就把他的刑期從5年加到8年,他還是不服,不斷聲辯罵「共產黨是法西斯」,終於在一次公審大會上把他判處死刑槍決了。

還有一位海員,說他過去出差到日本時犯了一點過失,關進日本監獄,頓頓吃大米飯和魚,還不勞動,如今吃不飽還要幹重勞動,指責「共產黨不講人道」,幾經批鬥,他還是罵,就被綁在醫務室的鐵床上施用電刑,誣衊他有精神病……許多事實使我們認清所謂「勞動改造思想」完全是謊話。

改造思想只能用說理和辯論方式才會有效,中共用繁重的勞動和恐怖手段對待有不同意見者,這是專制政權的故伎,無非是使人們內心產生恐懼,從而不敢說話和反抗而已。

1959年夏,勞改隊召開大會,宣佈一批名單,說要遣送到內地去,全是政治犯和重刑犯。後來才知道,在台灣的蔣介石宣稱要「反攻大陸」,中共擔心我們會起來響應,才把我們送到遠離海岸的內地去。

在上火車的路上,我被勞動累壞的身體,實在拎不動兩隻大皮箱,不得不忍痛把一隻裝滿衣服的皮箱扔在路邊了。

我們一千多人被押上用來裝運牛豬等牲畜的悶罐車,全車廂只有一扇小窗用來透氣透光。第二天到錦州,再轉乘大卡車到錦州西面的另一個小煤礦勞改隊。

當我們列隊進入這個勞改隊時,不見一個人影,不聞一點人聲,一片死寂。大家很驚奇,終於在一個監房裏發現有20個瘦得只剩骨架的犯人躺在炕上,一個個說不動話,也沒有氣力行動,形同殭屍一般。

經再三打聽,這個原有1,200人的勞改大隊,已餓死1,180人,就只剩下這些等死的人了。剩下的這20個人,後來也在半個月內陸續死去了。

這個勞動隊的原有統統死光,一個不剩,使這個勞改隊在毛澤東的所有專政系統中,創造了虐殺犯人的最高紀錄,可與希特勒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媲美!這裏如此悲慘的情景,給我們精神上極大的打擊,意識到我們也將在這裏成為新鬼了。

事實正是如此。我們每月只有12斤口糧(每天四兩),根本吃不飽,卻強迫去抬石、抬土。不久我們這批新來的人開始以每天三、四人的頻率走向死亡。

屍體由身體較好的犯人抬上板車,拉到附近的一座荒山扔下餵給狼吃(大概也是因為沒有人有力氣天天去挖坑埋屍吧)。有時屍體扔下後忽然又動起來,好心的難友把他再拉回來,其實這人還能再活幾天呢?

在這塊荒無人煙的丘陵地上,茂密的野草叢中,無數屍體難以數計,或仰著或俯著或屈著,慘不忍睹。

在「毛澤東紅太陽」的照耀下,這裏陰風淒淒,白骨閃著刺眼的青光,空氣中彌漫著腐屍的惡臭,不時傳來鬼哭狼嚎的聲音,令人毛骨悚然。

還有些拉去不久的屍體,被狼撕咬得血肉模糊,肢體殘缺得不成人形,看了令人心酸。總之這裏悲慘可怖的情景,就像傳說中的十八層地獄,使人不寒而慄。毛澤東暴政使大量無辜人民遭受迫害死去,其罪行令人髮指!

我們每天生活在死亡的恐懼中,久而久之神經反而麻木了。早晨醒來,可能發現睡在左邊的難友停止了呼吸,明天早晨又可能發現睡在右邊的難友又不動彈了,誰都不知道後天自己會不會成為冤鬼!落在毛澤東的絞肉機裏,誰還有生的希望呢!

有些難友預感到自己快死了,乾脆把好衣服或被子拿給身體較好的難友換根香煙抽,免得白白死去。

在監房旁邊有兩間大房間,從地面到屋頂堆滿了鋪蓋卷,上面寫著主人的名字,它們都是冤鬼的遺物,等待家屬前來認領,可從未見到有人來領,又有誰敢來領呢?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儘管餓死的人越來越多,勞改當局完全不需為此擔心,因為各地政府源源不斷地把犯人輸送進來,每天三、五個十幾個從不間斷,就像開足了馬力的生產線。

我們好奇地問新來的犯人犯甚麼罪?有的說:「我餓得不行,罵共產黨不顧人民死活,就判了5年」;有的說:「我偷了公社食堂兩個窩窩頭,判了3年」;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犯人,他說:「我的父母都餓死了,我在筆記本上寫『我們要起來幹,不能等死』,被人檢舉就進來了。」

據他們說,當時遼寧省創造了名為「群眾審判」的所謂「先進經驗」——針對反抗暴政犯法的人越來越多,司法部門來不及審判和處理,為了「提高效率」,決定實行新辦法:鄉鎮縣各級召開群眾大會,要求群眾檢舉揭發「犯罪份子」,當場就把被檢舉人抓到會場台上,大會主持人簡單說明此人「罪行」後,問:「怎麼處理?」台下的黨員或積極份子就喊:判他勞改三年、五年!

主持人又問:大家同意嗎?台下的人三三兩兩舉手就算審判完成,既沒有被告和律師的申辯,也不需要任何證據,不經任何法律程式,一批批犯人就這樣製造出來了,勞改事業怎能不興旺發達?!這正是毛澤東「無法無天」殘害無辜人民倒行逆施的一個例證。

犯人們餓得沒有力氣幹活,勞改隊的生產任務難以完成,勞改當局想出了妙計:號召大家爭當「勞動模範」,給予減刑、假釋的獎勵。有些老實人就拼命地幹,甚至放棄休息,結果營養和體力消耗過快,還未評上「勞模」就先去見了閻王。

在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叫聲中,中共當局認為政治犯和重刑犯是可能反叛的危險份子,於是我們幾百個人又被押上悶罐車,駛向離海岸更遠的地方——遼寧省北邊靠近內蒙的凌源縣勞改農場,從事種水稻、玉米、大豆等農業勞動。

無論在大連、錦州或凌源,我們親眼目睹到處風調雨順,沒有任何天災的跡象,可是各地農田卻千里荒蕪,雜草叢生,不見有耕作的農民。

大家心裏清楚:正是毛澤東一意孤行「高舉三面紅旗」的錯誤政策,才是全國糧荒,餓死大量老百姓的根本原因。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完全是欺騙人民的謊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