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在長樂路上騎腳踏車,我總是非常需要好運。

這條狹窄的街道是這區少見的雙向道,計程車常利用此街避開附近高速公路的車潮,但也得應付幾乎從每個縫隙竄進來的電動機車。

這些電動機車通常會成群地逆向行駛,每當有車子要迎面通過時才會在最後一刻散開,好讓車子穿過這片機車陣,弄得喇叭震天價響,一片車燈亂閃。

道路規則正是所謂的適者生存,路權永遠屬於體積最大、攻擊力最強的車輛。位於食物鏈頂端的是上海市公交車,它們光靠體積就能得到機車騎士與汽車駕駛的尊敬,讓路給這隻龐然大物,如同動物避開橫衝直撞大象的某種生存直覺。

正因為如此,腳踏車只能在路肩或人行道上自求多福,並為了發洩穿梭於路上的人流。

我選擇和電動機車一起用路。我通常騎得夠快能趕上他們,而他們的用路習慣(移動得像環法自行車賽的主車群)也能提供我必要的保護。但每天早上騎車,我還是得時時留心周遭環境。

儘管這些上路的車輛貌似一片混亂,許多駕駛卻擁有狀態良好的運動員般的專注力,遵循著路上的潛規則。他們彼此配合在路面上移動,沿著長樂路或加速或繞彎,看似混沌卻自成系統。

二○一二年一個寒冷的冬日,我爬上「二樓──你的三明治屋」的螺旋樓梯,想在角落的小卡座喝杯咖啡取暖。窗外梧桐樹的枝條裸露得像易碎的筷子,雜亂地指向各方向,每當有凍人寒風沿街掃過,就會吱吱嘎嘎地刮擦著二樓的落地窗。

日照充足的餐廳中央架子上擺著CK的手風琴,這架黑色巨大樂器前方以優雅的草書體刻了義大利名琴品牌Polverini(博羅威尼)的字樣。

店裏那天是沒客人,CK抓下手風琴,頹然坐進一個沐浴在日光下的卡座,低著頭,按下放氣鈕,緩緩拉開風箱。樂器發出深深嘆息,簡直像來自CK本人。其實就在前一天,他的主廚一怒之下辭職,還帶走一半的服務生,如果今天有客人來,CK和Max只能靠自己了。

他停頓了一下,接著手指在鍵盤上快速舞動,彈奏出一首激烈的快板民謠。他隨著逐漸成形的旋律閉上雙眼,風箱收縮與擴張的律動有如流水,快速移動的手指彷彿有了自己的意志。那是一首他兒時的愛國歌曲,隨著他頭的前後擺動,回憶突然洶湧而上,驅動歌曲進行,愈來愈快。

*        *        *
CK從小時候就常聽父親提到「體制」一詞。他從來不確定是甚麼意思,但可以預測父親甚麼時候會說出口。父親會在說之前會微微停頓,緩慢而刻意地加重語氣,使其在句子裏有所區隔,好讓兒子知道此時該留心。

「你知道嗎?凱凱,你就是不可能對抗……體制。」這個詞早以粗體銘刻在男孩的記憶中。

辛苦工作一天回到家,他父親會要兒子坐下來好好聽他發牢騷。體制不讓他選擇自己的職業。體制不褒揚有才智的人。體制不鼓勵個體表現。你永遠不可能在體制內超前別人。

「中國的國情不好!」

他父親會如此憤怒地說。

「我父親自詡為知識份子,他不喜歡自己的工作,對於無法選擇想要的事業也不滿意。他知道自己比其他人聰明,希望能靠才華成功,但沒辦法。體制不允許這種事發生。我母親不夠聰明也令他沮喪。他不喜歡公司的同事,更痛恨中國。」CK說。

每當CK想提問,父親都會要他閉嘴,繼續自己的長篇大論。最後CK覺得在一個沒人聆聽的家裏說話毫無意義,從此乾脆不再開口。

CK沒有任何兄弟姊妹,他出生於一九八一年,正好是一胎化政策執行的第二年。他和母親、父親、奶奶四人同住於一棟破敗四層磚樓的頂層,是鐵路局分派給他們的房子,他的奶奶在那裏工作。

這棟樓的樓梯間總是滿地垃圾。CK的父親用今日體制所使用的口號(也就是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描述這個地方,「他稱這裏是『三不管地帶』──沒人打掃、沒人管理、沒人在乎。」

這也能用來描述CK成長的城市,衡陽。

衡陽距離上海就跟芝加哥距離紐約差不多,歷史上就是個人們避免前往的地方。衡陽位於中國中部的湖南省,在中國歷史上曾短暫出現,當時唐高宗將一名不服的臣子貶到那裏。之後許多皇帝一次次地把叛逆的高階大臣貶謫那裏,去治理一個邊疆轄區,此後幾難聽到這些人的消息。

然而現代衡陽的命運也沒好到哪去。如果看中國的運輸地圖,南北向與東西向的鐵路在此交會,在全國的中心形成一個X狀的網路。這裏是此區重工業的要地之一,到處都是化學工廠,另外還有產煤、鉛、鋅的礦場。被汙染的空氣散發腐臭味,但製造了不少工作機會:CK的奶奶就是在鐵路局工作,母親在磷肥料廠,父親則在衡陽第二建設公司。

CK的父母和共產中國同樣出生於一九五○年代初期。這個世代的成長過程隨處都是共產黨精神分裂式的口號標語、革命,以及導致數千萬人死亡、受迫害或入獄的反革命,那些年可說少有寧日。

生存仰賴的是某種適應政治環境快速變動的能力,並清楚知道這就像受困洪流之中時,你必須忍住逆流而行的欲望。你總是有機會耐心地找到保全自己的出路,前提是你必須放棄試圖掌控體制。

CK的父母在青少年時期曾下鄉多年,是毛澤東掌政時期都會孩子的必經之路。毛澤東夢想一個都市人與農夫並肩工作的無產階級烏托邦,但隨著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這個夢想也隨之消逝。大部份下鄉插隊的年輕人立刻丟下鋤頭回到家人身邊。但才剛到家,黨又再度介入,將所有人分派到國營企業工作。因此直到三十歲,CK的父母都不曾為自己的職涯做過任何選擇。

「你想要畫畫或拉小提琴嗎?」

一九八五年的某天CK的父母這麼問他。一家三口圍坐在飯桌上,兩個大人努力在孩子臉上尋找答案。

他父親一直想當個作家或音樂家。他深信自己要是兒時得以熟習一種藝術專長,就有可能擺脫剝奪他所有職涯選擇的體制的掌控。因此,他認為應該將兒子推入藝術世界,要是中國經濟哪天又轉了風向,這將成為他的安全網。

CK的父母以家族成員的才華來收束兒子的選項。他奶奶在插畫方面非常有天份,父親則曾偶然在垃圾堆中撿到一把二胡(和小提琴有點像的二弦樂器),自學後也能演奏。這兩條顯然就是他的出路。

「畫畫或拉小提琴?」

父親瞪著兒子,態度強硬。男孩想了一下子。

「畫畫。」他回答。

他的父母轉身背對他,悄悄地商量了些甚麼,然後轉身回來,父親宣佈:「你得學小提琴。」

CK當時才剛滿四歲。◇(節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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