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8年9月13日C2版)

經濟自由衝擊政治自由

19世紀初,英國在邊沁(Bentham)等自由主義者的敦促下,從事大幅政治改革,伴隨著邁向高度自由放任的經濟改革,在經濟安排發生這樣變革後,一般民眾的幸福水準確實有驚人的提升。然而,之後興起一波反動浪潮,政府逐漸增加對經濟事務的干預。這波集權主義的浪潮,在兩次大戰的推波助瀾下,不只在英國,也在其它國家波濤洶湧起來,在民主國家,社會福利取代自由成為主旋律,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F. A. Hayek)等人看出該波反動浪潮對個人自由的潛在威脅,擔心集中控制經濟活動的趨勢持續,將會走向「奴役之路」,他們強調經濟自由是成就政治自由的必要手段。

二戰後的事態發展,在某些國家顯示出計劃實施的結果並非自由受限,而是經濟改革反轉,英國是個顯例,轉捩點是所謂的「僱用管制令」。儘管當時有很大疑慮,工黨政府仍認為,若要執行該黨的經濟政策,還是必須頒佈該法令,但若徹底強制執行,該法令等於是要集中分配個人的職業,這和個人自由的衝突非常大,以致該法令只在極少數個案獲得執行,且在很短一段時間後就被廢止,之後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明確地改弦更張,減弱對各種中央計劃與方案的依賴,撤除許多管制措施,加強民間市場的功能,大多數民主國家,當時也發生類似的政策轉變。

單憑歷史證據,無法讓人信服政治自由和經濟安排有密切的關係。自由的主張發生於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發展的同時,也許純粹只是巧合。人類是不完美的生靈,關於社會組織,怎樣防止「壞」人為惡的消極問題,和怎樣使「好」人得以為善的問題,同樣重要。社會組織的基本問題是怎樣協調多數人的經濟活動。基本上,只有兩種方法可以協調數百萬人的經濟活動,一種是中央集權指揮,需要使用強迫手段,這是軍隊和現代極權國家的做法。另一種是人們自願合作,這是市場裏的做法。

自願合作取得協調之所以可能,有賴於交易雙方都可獲利,交易因此能達成協調,毋需強迫,自由私人企業交易經濟或競爭性資本主義就是如此。在現代社會,引進了企業,作為個人的兩種身份之間的媒介,亦即作為服務提供者的個人和作為物品購買者之間的媒介。若我們持續倚賴以物易物的交易,分業與分工的程度不會有很大的進展,因而貨幣被引進作為使交易更便捷的工具,同時使交易的購買和銷售動作得以分成兩個步驟。

儘管企業與貨幣在實際經濟裏扮演重要角色,儘管企業與貨幣衍生出許多複雜問題,達成協調的市場辦法,其核心特徵仍是:合作全然是個人的,而且是自願的,只要(一)企業是屬於私人的,所以訂立交易契約的終極主體全是個人;(二)個人擁有有效的自由,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進行任何特定的交易,所以每筆交易都是自願的。

如此籠統陳述這些條件很容易,要詳細說明或要準確指明哪些體制安排最有助於維持它們存在,就困難多了。基本要件是維持社會治安,防止個人被他人暴力脅迫,以及執行自願簽訂的契約,從而讓「私人之間」契約具實際效力。除此基本要件外,最困難的一些問題也許源自獨佔,它抑制有效的自由,使個人沒其它選擇取代特定交易,以及源自「鄰里效應」或外部效果,這是對第三者的影響,不可能收取費用或給予補償。

只要有效的交易自由獲得維持,市場組織經濟活動的核心特徵就是,在個人大部份的經濟活動上,市場阻止任何人干擾他人。消費者得到保護免於某個賣者的強迫,因為有他可以與其交易的其他賣者存在。賣者也可以得到保護免於某個消費者的強迫,因為他可以賣給其他消費者。受僱者得到保護免於某個僱主的強迫,因為他可以為其他僱主工作。而且市場這麼做,完全不問個人的身份、地位、關係、好壞,也毋需中央集權指揮。

事實上,反對自由經濟的一個主要理由,正是市場把這個工作做得太好,它給人們他們想要的,而不是某個特定團體認為他們應該要的。大部份反對市場的理由,背後隱藏著對自由本身缺乏信心。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不會消除我們對政府的需要,相反的,作為決定「遊戲規則」的論壇,以及作為解釋與執行既定規則的裁判,政府是必需的。市場的作用是大幅減少必須用政治手段解決的議題範圍,從而極小化需要政府直接參與遊戲的幅度。通過政治途徑採取的作為,往往要求或執行很大程度的全體一致同意。相反的,市場的好處是允許廣泛的多樣性,每個人都能投票選他想要的領帶顏色且得到它。當我們說市場提供經濟自由時,指的就是市場的這項特徵,此項特徵的意涵,遠超過狹隘的經濟範疇。政治自由的意義在於個人不受國人同胞的強迫。強迫的力量不論是握在帝王、獨裁者、寡頭獨裁者,或一時的多數派手中,對自由都是根本的威脅。自由的保全,要求儘可能消除權力如此集中,以及分散任何不能被消除的權力,亦即要求有一套權力制衡的制度。藉由將組織經濟活動的工作移出政府控制的範圍,市場消除了政治當局的強迫力量,它使經濟力得以制衡而非增強政治力。

經濟權力能被廣泛分散,沒有甚麼定律迫使新經濟權力中心的成長必須犧牲既有的權力中心,而政治權力則較難以分散。世上可能有為數眾多的小型獨立政府同時存在,但要在某一個大型政府裏維持多個同等有力的小型政治中心,就遠比某個經濟裏有許多個經濟權力中心難得多。一個大型的經濟裏,可能有多個百萬富翁,但一個國家裏,真正傑出、匯聚國人能量與狂熱的政治領袖,可能會有一個以上嗎?若中央政府的權力增加,各地方政府的權力很可能被犧牲削弱。要被分配的政治權力,似乎有一個固定總量。如果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連結一起,權力的集中幾乎不可避免。若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分離,前者就能牽制或抵抗後者。

自由社會的一個特徵,是個人有提倡與公開鼓吹根本改革社會結構的自由。人們能公開提倡與推動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政治自由的標誌。同樣的,社會主義社會裏的政治自由,隱含著人們有提倡引進資本主義的自由。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提倡資本主義的自由怎樣才能獲保全呢?若要人們提倡甚麼,首先要讓人們能夠賺錢養家活口,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就是個大問題,因為所有工作都直接受政府機關控制。要一個社會主義政府容許它的僱員提倡直接忤逆官方教條的政策,需要該政府確實做到自我克制,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讓我們假定社會主義政府確實做到了自我克制,然而提倡資本主義若要有任何意義,提倡者必須能為他們的主張供應資金,以舉辦公聽會、出版小冊子文宣、購買電台電視台時段、發行報紙雜誌等等。他們如何募得資金呢?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可能有些人有很高的收入,但這些人必然是政府高官。我們還可能想像有這麼一位低層的社會主義政府官員,雖公開提倡資本主義,卻仍保有工作,但,再怎麼輕信的人,也很難想像會有社會主義政府的高官資助這些「顛覆」活動。

唯一籌措資金的辦法也許是,向大量的低階官員募集小額捐款,但要能做到,需先假定許多人已被洗腦了,但問題是,怎樣啟動和資助宣傳活動去說服很多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激進的社會運動從來不是這樣的獲得資助的,只需說服少數幾個有錢人,便可得到資金來啟動任何理念的宣傳,不管這理念有多怪異,而且這樣的人或獨立的贊助中心,為數還很多。事實上,甚至於毋需說服有大筆資金的人或金融機構相信被傳播的理念正確妥當,只消說服他們相信這傳播事業能在財務上成功。說服他們相信,所發行的報紙、雜誌或書籍,或所舉辦的其它宣傳事業,有利可圖。

市場就這樣打破惡性循環,終於可能讓許多民眾掏出小額款項,贊助這種宣傳事業而毋需先說服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就沒有這種可能性,那裏只有全能的政府。在自由市場社會裏,有資金就夠了。紙張的供應者將紙賣給任何一家報紙的意願一樣高;但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光有資金是不夠的,我們想像的那個資本主義提倡者,必須說服政府的某一工廠造紙賣給他,說服政府的某一印刷廠打印他的文宣小冊子,說服政府的某個郵局把它們給民眾,說服某個政府機關租給他某間會議廳,等等不一而足。

或許有某個辦法可以克服這些困難,保全社會主義社會裏的自由,這不能說完全不可能。但是,要建立體制有效保全提出異議的可能性,確實有許多真實困難。在一向贊成社會主義但也支持自由的人士中,從來沒有哪位真正面對過這個問題,或還算認真地著手詳述在社會主義之下允許自由的一些制度安排。對照之下,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市場促進政治自由,是毫無疑義的。二次大戰前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個人遭遇是個顯例,從1933年起到二戰爆發,邱吉爾不被允許透過英國的無線電波發聲,這電波是英國政府的獨佔權利,由英國廣播公司管理。

美國麥卡錫主義事件

另一個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實例,見諸1959年1月26日出刊的《時代》雜誌。故事是這樣的:「奧斯卡頒獎典禮是荷里活最大的名氣造勢活動,但兩年前名氣卻遭殃。當某位羅伯李奇(Robert Rich)被宣佈以《勇者》(The Brave One)獲最佳編輯時,他未曾現身。羅伯李奇是個假名,掩飾某位被美國電影業懷疑為共產黨員或同路人……而從1947年起被列入黑名單的劇作家;列入這份黑名單的劇作者為數約150人。這事件特別令人難堪,因為美國電影學院向來禁止任何共產黨員或第五修正案的申辯者角逐奧斯卡金像獎。上周,有關共產黨的那條規則,以及關於李奇真實身份的謎底,突然都被改寫了。」

結果李奇的真身被認出是道爾頓莊柏(Dalton Trumbo),《強尼上戰場》(Johnny Got His Gun)的編導,最初拒絕在1947年國會所舉行的聽證會就電影業的共產主義風作證的十個劇作家,即所謂「荷里活十君子」(Hollywood Ten)之一。製片家法蘭克金(Frank King)曾經頑強地堅持,羅伯李奇是「西班牙一個留鬍子的年輕人」。他現在改口說:「儘可能買最好的印刷本,是我們對我們的股東該負的一項責任。莊柏帶《勇者》的劇本來見我們,然後我們把它買下來……」

事實上,這是荷里活黑名單的正式結束。對被禁的劇作家來說,非正式的結束早就發生。當時荷里活製作中的電影至少有15%的劇本,據傳是黑名單上的劇作家寫的。製片家法蘭克金說:「荷里活的幽靈,比林茵紀念公園(Forest Lawn)裏的還多。在荷里活,每家公司都採用黑名單上的劇作家的作品,每個人都知道這回事。我們只不過率先承認罷了。」

人們可以認為共產主義會摧毀我們的一切自由,可以竭盡所能堅定與強烈地反共,但同時也都認為,自由社會應當無法容忍某個人被阻止和其他人達成兩願且互利的安排,只因他相信或企圖促進共產主義。他的自由包含他促進共產主義的自由。自由也包含他人不和他在那種情況下交易的自由。荷里活的黑名單是一項破壞自由的非自由作為,因為它是一項共謀串通的安排,企圖使用強迫手段阻止兩願交易。它之所以沒產生作用,是因為市場使堅持黑名單的人付出昂貴的代價。商人重利,經營企業的人有儘可能賺錢的動機,保護了黑名單上的那些人的自由。因為商人重利,所以那些人有別的就業機會,而商人們也有僱用那些人的動機。

關於市場在保全政治自由上所扮演的角色,這個美國在麥卡錫主義時的經驗可作顯例。撇開所涉及的實質問題不談,也姑且不論所指控的罪名是否有事實根據,要問的是:有甚麼可以保護人們、特別是政府僱員,對抗不負責任的指控,免於忍受要如實回答就會違背良心的審訊探查?他們的根本保護,在於有個他們可以於其中工作謀生的民間市場經濟。不過,這種保護不是絕對的,許多民間僱主,不管對錯,不願僱用那些被當眾羞辱過的人。代價通常讓提倡不受歡迎之主張的那些人承擔固然沒道理,但相比之下,代價讓許多被牽連到的人承擔也許真的更沒道理。然而,這些代價卻是有限的,不像當政府僱用是唯一的可能時,那樣高得嚇人。

有意思的是,在受牽連的人當中,有一大部份後來加入最競爭的經濟部門,如小生意貿易、農業,那些市場是最接近理想的自由市場。買麵包者不知道做麵包的小麥是產自某個共產黨或共和黨或憲政主義者或是法西斯主義者,或是某個黑人或白人。此例說明了一個不問個人身份的市場,怎樣隔開經濟活動與政治見解,從而保護人們免於因為一些和他們的生產力無關的理由,而在經濟活動上遭到歧視,不管那些理由是基於他們的政治見解或基於他們的膚色。(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