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有良好體制的社會,不但會阻障公平社會的到來,也會扼殺生產力甚至使社會喪失基本的正義。實際上,經濟越是發展物質越是豐富,人們對體制改革的訴求就越是強烈。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能停留在原地轉圈,而是要迅速建立一個公平民主的法治社會,這樣的改革開放關乎子孫後代的福祉,停滯、拖延和迴避顯然不適應日益變化的內部和外部環境。

從歷史經驗來看,每當社會大變革之際,統治者往往都會順應民眾的一些訴求,可惜的是,主動變革的時機已過。當年光緒皇帝要變革,慈禧太后等保守勢力殺了變革者,廢了皇帝。後來慈禧太后迫於形勢,為了生存又不得不變革,並且變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遠比當初光緒皇帝設想的還要大。只是大勢已去,變革成為一股潮流,任何被動的變革都難以挽回崩潰的命運。

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李慎之晚年曾經不止一次問學者朱學勤:「這個體制究竟是剛性的,不可改變的?還是有彈性,可以漸進改變?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著又一場革命到來,玉石俱焚,生靈塗炭,我們束手無策;倘若是後者,我們責無旁貸,還有苦心呼籲,爭取漸進改革的餘地。」朱學勤回答:此為「天問」。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預見性的看到:「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遺憾的是,打江山的那一代未能完成體制改革,也沒有建立起良性的上下一致形成共識的社會體制。

中國社會的和諧與繁榮,取決於長治久安的良好體制。如果繼續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掠奪斂財格局,大多數民眾享受不到任何名義上抑或實質上的發展成果,走下去將越來越艱難。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言:「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私有化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咄咄逼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潮流對於我們民族前途和未來的威脅。面對深層的社會問題,當務之急是從最基本的地方著手,構築起法治社會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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