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在一定條件下的這種互為表裏的特殊關係,馬克思的父親早就有過透徹的分析。他在給兒子的一封信中說:「那種光彩奪目的、浪漫主義的或英雄主義的自我犧牲」,其實不過是「瞬間的英雄主義或幻想的產物。這樣的犧牲連最大的利己主義者也做得出,因為正是在這種場合,『自我』顯得特別光彩奪目」。馬克思的「獻身精神」不就是這樣嗎?

讓老馬克思覺得兒子「只為自己著想」、對家庭不負責任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在用錢上的毫無節制。

馬克思的父親是律師,一家人儘管衣、食無憂,但也絕對算不上富裕,特別是在馬克思讀大學後,老馬克思的收入還減少了,而支出則增加了。然而,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給兒子提供一個良好的生活條件,他還是拿出了家庭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給了馬克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儘管如此,兒子的花費仍然經常「超過必要的限度」,有時甚至欠債,為此他不得不經常追加給馬克思的費用,這讓他很是煩惱。

比如,1836年3月19日的信說:「談到你附有賬單的那封信,我當時就已對你說過,這批賬目我摸不著頭腦。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錢,因此我寄給了你50塔勒,加上你帶走的,總共有160塔勒。你離開已有五個月了,直到如今你究竟需要甚麼都沒有說過。這無論如何是叫人納悶的。親愛的卡爾,我再說一遍,我樂意把一切都辦到,但我是一個多子女的父親,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並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給了。」

1837年12月9日的信又說:「我們可敬的兒子不顧一切協議、不顧一切慣例一年花了700塔勒,好像我們是闊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錢也不超過500。」「我為你付了160塔勒的支票,我不能,或者說很難把它算到過去這個學年的帳上,因為這一年的費用你已經悉數支取了。今後我不願意經常碰到這類事。」

1838年2月10日的信說:「現在才是一個學年的第四個月,而你已經拿了280塔勒。今年冬天我還沒掙到這麼多錢呢!」

試想,雖非富家子弟,馬克思的開銷卻比闊佬還大,而且從不體貼父親掙錢養家的辛苦,這樣的兒子當父親的能不責備他「自私」嗎?

馬克思在戀愛中的表現也讓父親大失所望,他覺得在這個問題上自己的兒子不像一個負責任的堂堂男子漢。

1836年夏天,馬克思對「特利爾最美麗的姑娘」──男爵女兒燕妮的追求獲得了成功,兩人在特利爾簽訂了正式婚約。當時,馬克思只有18歲,燕妮大他4歲,而且兩家的社會地位也有些懸殊,因此,照當時的社會風俗看,這樁婚約是極不般配的,燕妮為此做出了犧牲。為此,老馬克思懇切地提醒兒子說:「她(註:指燕妮)的整個身心都獻給你了,──這一點你絕對不應當忘記,──在她這樣的年齡上,她正為你做出一般姑娘無疑不會做出的犧牲。」「如果在你的一生中甚麼時候忘了這點,那就太可悲了!」

在老馬克思看來,馬克思對燕妮負有「神聖的義務」。為此,他告誡兒子說:「你用詩人所特有的那種在愛情上的誇張和狂熱的感情,是不能使你所獻身的那個人得到平靜的,相反,你倒有破壞她的平靜的危險。只有用模範的品行,用能使你贏得人們好感和同情的大丈夫式的堅定的努力,才能使情況好轉,才能使她得到安慰、才能提高她在別人和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她為你做出了難以估量的犧牲──她表現出的自制力,只有用冷靜的理智才能衡量……你應當證明,你雖然年輕,但是一個值得社會尊敬、很快就會使世人折服的堂堂男子。」

不過,出於對兒子的了解,老馬克思對他是否能盡到對燕妮的「神聖的義務」從一開始就是懷疑的。他坦誠地告訴馬克思說:「我……在腦海中會像閃電一樣冒出一個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稱?──在你的心裏有沒有能夠給予那個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溫柔的感情?……在你心裏活著並主宰一切的那個魔鬼……是天上的還是浮士德式的?你對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顆敏感的心嗎?……你能否使你的親人們感到幸福的這個疑慮,最近一直在折磨著我。」

馬克思後來的表現證明這一「疑慮」並非杞人憂天。在他狂熱的愛情裏,憂心忡忡的老父親根本就找不到他認為應有的責任感,以至於他近乎義憤填膺地責問馬克思道:「聖明的上帝!!!雜亂無章、漫無頭緒地躑躅於知識的各個領域,在昏暗的油燈下胡思亂想、蓬頭亂髮,雖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卻穿著學者的睡衣放蕩不羈;離群索居、不拘禮節,甚至對父親也不尊重。與外界交往的藝術僅限於一間骯髒的房間,在那裏,也許在異常混亂的情況下,燕妮的情書和父親的可能是噙著眼淚寫的、善意的告誡……難道在這麼一個荒唐的、漫無目的的知識作坊裏,你和你所愛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實能成熟嗎?」

馬克思的自私不僅表現在他與家人和戀人的關係中,同樣也表現在他與其他人的關係中。

就拿他的忠誠戰友恩格斯來說吧!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關係可謂親密至極。他們之間發生過一件頗能證明馬克思人品的事。

那是1850年,沒管住自己的馬克思讓自家女僕琳蘅懷孕了。琳蘅沒有結婚,眼見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來,人們即使不懷疑馬克思,也會以為琳衡懷的是外面的野種,那樣他倒是沒了關係,但卻有辱「工人階級導師」的家風。怎麼辦?馬克思急須找個墊背的來為自己開脫責任,頻繁出入馬克思家門而又是單身漢的恩格斯成了他挑中的理想人選。於是,當孩子出生時,馬克思說服他當了這個非婚生子的父親。這個嬰兒取名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里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

在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個時代,非婚生子還是一件很不名譽的事。因此,儘管恩格斯為馬克思背負了這個黑鍋,但心裏對這件事卻始終耿耿於懷。臨死前,他已不能說話,仍在一個紙盤上寫下了:「亨利弗來迪是馬克思的兒子,圖西把她的父親理想化了。」弗來迪就是馬克思與琳衡所生的兒子,而圖西是馬克思的女兒,當時在恩格斯身邊,她一直以為自己的父親潔白無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兒子。

當自己遇到麻煩時,讓恩格斯為自己背黑鍋,而當恩格斯遭遇不幸需要安慰時,卻漠然處之,照舊拿自己的難處去麻煩對方,這就是馬克思的真實為人。稱其為自私,不為過吧!

然而,最能夠體現馬克思身上自私一面的還不是他與家人、朋友等相處時的這些表現,而是主宰他一生的個人野心。

普魯士陸軍中尉K.福格特在回憶他印象中的馬克思時曾這樣說過:「他給我的印象是他有著罕見的優秀智力和明顯凸出的個性。假如他有著與他的智力匹配的內心、假如他有著同樣多的愛與恨,我就會為他赴湯蹈火,即使最後他表達出對我徹底的、坦率的蔑視,而他先前也在不經意中流露出了他的蔑視。他是我們所有人中間我第一個和唯一的一個信任的領導者,因為他是一個處理大事時從不會沉湎於瑣事的人。

「然而,在我們看來令人遺憾的是,這個有著絕好智力的人,卻缺少高貴的靈魂。我深信一種非常危險的個人野心已經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他嘲笑那些對他的無產階級理論鸚鵡學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維利希的共產主義者和資產階級一樣。他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貴族──真正的貴族,是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貴族統治的人。為了阻止他們的統治,馬克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階級身上找到這種力量。因此,他修改自己的理論體系使之適應他們的需要。儘管他的種種相反的保證,他個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

K.福格特對馬克思的觀察可謂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不過,馬克思的「個人的野心」究竟是甚麼,他沒有明說。但從我們之前的分析來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充當人類的救世主。

儘管馬克思自稱也自以為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獻給了工人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但在我們看來,這只不過是他陷於自我陶醉時對自己的一種誤讀、一種幻覺、一種欺騙。事實上,馬克思不僅沒有也不可能給工人階級和全人類帶來解放,而且推動他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內在深層動機,也並不是真想讓窮苦人翻身,而是要藉助這種方式讓自己成為人人感恩膜拜的救世主,從而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換句話說,他一生的所作所為,看似是在追求工人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其實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自己極度膨脹的控制慾和虛榮心。為了滿足這種控制慾和虛榮心,馬克思把人類社會當成了顯示和證明自己能耐的試驗場,而被他捧上天的工人階級,實際上只不過是被他看中和驅使的政治工具。

如果要用利他主義和利己主義這範疇來對人進行分類的話,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人無疑屬於典型的利他主義者,而一心謀取個人利益的人則顯然是利己主義者。但現實中的人往往是複雜的,利己和利他也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絕對排斥的,雙方也可能以一定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其中一種常見的形式,我們姑且稱作是穿著道德外衣,以利他主義面目出現的利己主義,或者說是隱蔽的利己主義。對這種人來說,因為自己的德行、功績而受到他人和社會的讚美敬仰,遠比獲得財富、權力和地位更能讓自己得到滿足。因此,他們不但對財富、權力和地位極為鄙夷,可以棄之如敝屐,而且充滿了為他人和社會造福的狂熱,只不過主宰這種熱情的內在深層動機則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道德虛榮心,或是充當救世主的妄想。換句話說,他們具有雙重行為動機,表面動機是利他,深層動機則是利己,利他與利己以這樣一種特殊的形式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儘管這樣的人與赤裸裸的利己主義者看似不同,身上籠罩著一圈迷人的道德光環,給人以大公無私的印象,表現得好像很有犧牲精神、很理想主義,但本質上他們仍然是利己主義者,只不過他們看重和追求的不是個人的物質利益,而是自己的精神利益,而且在精神利益沒有滿足前完全可以犧牲物質利益罷了。馬克思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