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1971年出生,中國人權律師。

2008年,作為一名商業律師,被警方報復陷害並判冤獄兩年半。

2011年開始,全心投入維權工作。曾代理多起著名維權案件,例如范木根案、曹順利案、伊力哈木‧土赫提案、尹旭安案,並為許多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

2013年,王宇支持唐吉田、江天勇等律師調查中共「610」辦公室的所謂「洗腦班」、「法治教育中心」等黑監獄問題。

2014年12月,王宇等律師前往建三江法院,代表法輪功學員遞交表格,被法警趕走。

2015年4月,王宇及另一位律師在瀋陽市瀋河區法院參加庭審,在履行辯護職責過程中被暴力拖出法庭。2015年6月,公開表態支持中國法輪功學員起訴江澤民的群體滅絕罪。

2015年7月,在河北省三河市法院為法輪功學員辯護,當庭抗議合議庭違法,被7、8名法警拖出法庭外,重扔在院外大街上。

2015年7月9日凌晨,王宇被從她家裏綁架。期間其丈夫包龍軍也被抓,兒子包卓軒被軟禁,被收繳護照後弄到內蒙姥姥家。10月,其兒子被警方從緬甸邊境抓回。

2016年,關押中的王宇獲得歐洲司法界的「路德維希–特拉裏奧」人權獎。

2016年8月,王宇被釋放。關押期間,美國律師協會為她頒發了國際人權獎。目前她仍然在中共的監控之下。

(編者按:被稱作「中國最勇敢的女律師」的王宇,自己和家庭歷經中共的迫害和株連。一個掌握著國家機器的政權,居然到了要拿一個孩子來要挾一個女人的地步!談到「709」,她說,「對於我和我的家人來說,那是一條至今沒有癒合的傷口。」)

問:您最初是一名商業律師,後來怎麼成為維權律師的?

答:2008年,我因為投訴鐵路公安,遭到鐵路公檢法的報復陷害,後來被冤判兩年半。一個國家部門竟擁有一整套的司法系統,抓人、批捕、公訴、審判、定罪都由本系統人員完成,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完全有違司法公平。

當時我根本找不到任何法律救濟的途徑,這讓我深刻認識了司法的黑暗以及權力的傲慢,也讓我逐步地走上維權道路。

之前作為一個商業律師,我並沒有關注過社會的不公。那時我明白:你不按法律來做,沒有對抗公權力、沒有用法律去跟公權力去較真,你可能會得到一些利益、得到一時的安寧,但你也隨時會受到非法社會的懲罰,所以我受到懲罰也很正常,我不怨天尤人。

後來做律師重新執業,我就想,我要幫助像我一樣蒙冤的人。我去代理維權案件,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一個對當事人更有利的結果。人都有個同情心吧,當時自己被判,也是特別希望有人幫助我,要是見到一個理解我的人,自己會覺得非常的感激。

做法輪功信仰案件是個有難度事情,之前因做這種案件,被打壓的律師已經很多了,包括高智晟被抓、唐吉田律師被吊照甚麼的。但我比較喜歡挑戰一些沒做過的案件,還有,他們這些人確實需要幫助,我理解他們。

代理這樣的案件,隨時會出現很多風險,比如:去看守所會見,不但不讓會見,律師還給抓了,關進派出所去限制自由;在庭審中,會把律師拖出法庭!「709 」我被抓之前,警察還多次去我家騷擾我兒子、母親。

被稱作「中國最勇敢的女律師」的王宇,自己和家庭都歷經中共的迫害和株連。(大紀元)
被稱作「中國最勇敢的女律師」的王宇,自己和家庭都歷經中共的迫害和株連。(大紀元)

問:中共官媒曾用一段錄影對您進行抹黑?當時的具體情形是甚麼樣的?

答:那是2014年,我接替陳健剛律師,與王全璋律師一起到瀋陽,為一個法輪功信仰案件開庭,那案子存在比較嚴重的酷刑。開庭之後,有三個當事人、六個律師。剛開始法庭對當事人有一些詢問,其中一個當事人是女性,她強烈要求把她受酷刑的情況,告訴在場的家屬、法官、律師、公訴人等。我理解她,在秘密關押中遭受了非人的虐待與酷刑,一旦公開審理,當然要把自己受到的不公講出來。

作為法官,應該公平、公正,應該讓當事人把她所經歷的完整陳訴下來,你不能不讓她說話。還指使很多男法警去把這個當事人按在那裏,庭上有女法警,但是法官沒有用,我覺得男法警對當事人的施暴很不人道,並且男法警非常暴力,我很氣憤,請求法官制止,但法官置之不理,施暴一直持續。於是我憤怒地離開了我的辯護席,直接去跟法警要求,但法警不但不聽,對我也很橫蠻,而且還攆我。回到辯護席,我指責法警,說:「你們這樣做就是流氓!」後來我聽說這個錄影一直在中共媒體的電視上滾動播出。他們拿這個東西抹黑我,我成了「潑婦」了。

後來我被拖出法庭。法官、法警作為執法人員,不去糾正違法行為,當律師要求糾正他們的違法行為,反而被他們拖出去!這種法庭怎麼能正確、合理審判案件?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雖然官媒抹黑我,我一直不在意。因為很多律師朋友、當事人還是非常支持我的,包括這次,很多朋友還是非常支持我。我覺得,很多人是知道真相的。我特別感動,這種支持的力量更大。

還有,我做事情憑我的良心,雖然能力和水平有限,但我是用心做,為當事人著想,我不虧心,所以我也不擔心被抹黑。

問:對您來說,人生中最恐懼的事情是甚麼?

答:我經歷的最恐懼的事情,就是「709」我被關押時,他們說把我兒子包卓軒給抓了,說是我兒子偷渡甚麼的,當時我嚇得腦子一片空白,一下就昏過去了,想起來就很恐怖。

我兒子今年1月份出國之前,我就沒有踏踏實實地睡過覺!我覺得孩子在這個國家,就會面臨危險,我不知道甚麼時候、甚麼危險會降臨在孩子身上!其實對於我們大人來說,關押也好,軟禁也好,我覺得是能承受的,也沒那麼特別的恐怖。但不管孩子他多大,父母總希望能夠把他放在自己的羽翼下去保護他啊。在這個國家,作為父母保護不了自己的孩子!兒子出國以後,我心裏才感覺踏實。

問:您能談談「709」事件對您孩子的影響嗎?

答:我第一次和別人聊的時候,根本就聊不下去,就光哭了。孩子從沒有很詳細地跟我聊,我覺得聊這個,對我是二次傷害,心裏感覺特別難受。我一直避免和孩子詳細地去溝通。後來和孩子、孩子爺爺、奶奶、姑姑、小姨及我父母聊天,通過隻言片語知道了一些當時的情況。

2015年7月9號那天,孩子他爸爸去送他到機場,準備到澳洲留學,讀高中,沒想到父子兩個就被抓了。幾乎是同時,他們來我們家撬門,用那個電鑽鑽門鎖,幾秒鐘門就開了,湧進來一大批人,把我按倒,戴上了手銬,套上了黑頭套,然後把我拖下樓,塞進車裏。也就是說,7月9號凌晨,我們全家都被抓了。

兒子當時被秘密帶到天津市的一個甚麼賓館,好像是「如家」,或 「七天」之類的快捷酒店吧,把孩子關在一個房間裏,有警察天天看著。當時孩子反抗性比較強,就要走,從房間衝出去。15歲的孩子長得又瘦又小,體重還不到100斤呢,那警察就把他攔住,光往地上一摔,或是往床上一摔,給他往回摔,反覆多次。孩子給弄得特別疲憊、特別累,他說他就躺在那裏睡了。他被抓三天後,被他姑姑接回天津他奶奶家,之後被送回內蒙他姥姥家。

我孩子一直都是在天津、北京上重點學校,這次本來想去澳洲留學,給扣住,一下子被弄到內蒙邊遠的一個小城鎮上學,當然很不適應。

聽朋友說,從緬甸給他抓回來的時候,那麼小的小孩,給他戴了手銬腳鐐!那個手銬腳鐐,沒戴過的人可能不知道,其實那東西對人是一種酷刑。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又那麼瘦小,怎麼會跑哪?那麼多警察看押。他們怎麼就忍心給孩子戴上手銬腳鐐?我一直就是心裏特別有陰影。

聽他姥姥說,在雲南公安局,警察扇他耳光,打他好幾個嘴巴子。這事我說一次哭一次。他們讓孩子誣陷人,說要他具體怎麼說,孩子不同意,他們就打孩子,拿那麼粗、那麼長的棒子打孩子,從後腰開始打,一直往上打,一直打到後背,說:「你不按照我們說的寫,我們就一直打你的腦袋,把你腦袋砸碎了。」打得孩子就求饒了,說:「你別打我了,太疼了,我受不了了,你說甚麼,我給你簽字不就行了嗎?你隨便寫。」孩子都打成這樣了!

開始孩子還是有一些抗爭的,那時他還聯繫了十幾位律師給我們代理案件,但畢竟他是未成年人,很容易就被官方控制住了。

我被取保之前,他在我妹妹家生活,我妹妹家對面住有警察,母親家對面也住有警察,都是一天24小時輪班看守。我母親、我妹妹買菜、鍛鍊身體、去理個髮,都有警察跟著。

我兒子每天放學回家,都把自己關在他睡覺得小屋裏,門一鎖,誰都不讓進,把窗簾也拉嚴實。他把自己完全處於一種封閉狀態。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本來就想脫離他人的管束,然而不但沒有獨立、沒有私隱,天天還處於閉路電視之下,被幾個國保跟蹤!

取保後,我們全家被送回烏蘭浩特,國保給我們一家三口租了一間房子,對面是他們的辦公室, 24個小時看守。我們在三樓,樓道裏有三個閉路電視、三個人臉識別,樓下樓門裏邊一個閉路電視、樓門外邊一個閉路電視,圍著我住的那棟樓,前後左右有幾十個閉路電視。我和包龍軍不管幹甚麼,就連扔垃圾,警察都跟著下樓,去任何地方,他們都跟著。

每天,早上兩三個警察接兒子上學,晚上兩三個警察送他回家。教室裏對著他安了三個閉路電視,班級走廊裏邊也有閉路電視,學校裏還有一個專門的監控室,有屏幕專門監視我兒子,還有幾個國保,在學校院裏來回巡視。

我兒子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了兩年。

那時兒子心態非常不好,我回家後,帶他看醫生,醫生說他有一些抑鬱。我就想,不能再讓兒子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下去了,否則,孩子就徹底給毀了。

問:您也是因為孩子才被迫上電視認罪的?

答:2015年7月9號被抓之後,他們就一直讓我上電視,我就一直扛著,扛到最後,也確實是扛不住了,因為我太牽掛孩子了 。

2015年7月31號或是8月1號吧,那天,他們把我弄到車裏,頭上戴著黑頭套,我也不知道外面啥樣,就聽到一個預審說:「哎,中央電視台的大褲衩子看著還挺不錯啊。」我就知道到了中央電視台。我被帶進一個房間,黑頭套給我摘了,我就用頭髮擋住臉,我不想讓人拍我。他們說要給我錄影,當時我斥責了他們,我不要錄影。後來有一個女的說:「王律師,你要是不想錄影的話,我們也不強迫你,你就先回去吧,以後要是想錄影的話,我們一直等著你。」我說:「你不用等我。我肯定不想錄。我從來沒有想過錄影,你們等的話,也會白等。」後來他們就給我送回去了。聽預審說,這個女的好像是中央電視台很有名的主持人,是張泉靈。那次我扛住了,他們沒能達到目的。

到了10月份的一天,半夜警察把我喊醒,給我看了兩張紙,一張是雲南省公安廳給內蒙古公安廳的一個傳真,說雲南公安機關在邊境抓著幾個偷越邊境的人,其中一個是原籍內蒙的我兒子包卓軒;第二張紙是我兒子的一張照片,那個照片是我兒子靠著牆,牆後邊有刻度,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在拘留所的那種照片,上邊寫著:犯罪嫌疑人包卓軒。一看這個,我就昏過去,甚麼都不知道了。

他們找人搶救,我醒了以後,穿白大褂的人給我吃的降壓藥,說我血壓太高了。預審說,我兒子被人拐走了,現在救回來了,但還是屬於偷越國境,抓起來了。

他說:「你想不想救你兒子?你要是想救你兒子,你就要表個態,譴責一下『反華勢力』。」我問:「你是啥意思?」他給我寫了一個紙條,上面有幾句話,讓我按照這個說。

當時審我時,警察用電腦打審訊筆錄,電腦上安一個閉路電視,每次審我都有錄影。他們說:「給你錄一個像,你表一下態,你就說你譴責『反華勢力』把你兒子帶走了,然後給公安部的領導看一下,公安部的領導覺得王宇還挺有立場的,然後就把你兒子救回來了,把你兒子就放了。」我說:「你不是給我放在電視上吧?」他說:「肯定不是放電視。」然後就拍了那麼一個影片,用審訊我的閉路電視攝的,當時他還加了這麼一句:「你看,用的是給你審訊的閉路電視,我沒用錄影機,肯定不是給你放到媒體上,要是給你放到媒體上,就會用正規的錄影機了。」

後來他們不斷給我做工作,說你想讓孩子出國留學,那你得先要出去等等。他們和我談條件:你想讓你兒子出國,就要先出去,你要是不上電視,就不可能讓你出去。

當時我思考了很長時間,自己判幾年無所謂,但我覺得還是應該出去,陪伴孩子,想辦法讓孩子出國。為了孩子、為了老公,最後我同意了上電視的要求,按照他們的要求,背誦寫好的稿子。那是2016年8月3日還是4日,已經是上中央電視台後一年的事了。

我妥協後,他們才把我放出來。

我丈夫對我上電視特別不滿意、特別生氣,我兒子開始也覺得這是個不光彩的事情。有一段時間,他們父子兩個經常挖苦、嘲笑我,那時我壓力特別大。我問孩子:「兒子你覺得我不上電視,媽媽爸爸都被判幾年好呢,還是覺得媽媽上電視很丟人,但能出來陪你好呢?」兒子說:「我要媽媽和我在一起!媽媽不丟人!」

問:他們審您的時候談過王全璋律師嗎?

答:2016年的年底,我回烏蘭浩特之後,審我的預審找過我們夫妻,要我們勸一勸王全璋,讓他配合,比如說讓他配合上電視之類的。說要給我錄影,讓我說幾句話,用這種方式勸王全璋,我們都沒有同意,拒絕了。王全璋律師之前和我是一個律所的,我們還合作過幾個案件,他是非常正直、非常有正義感的律師,可能我們有點惺惺相惜吧,我和丈夫都非常關注他。不知道他受沒受到比較重的酷刑,我當時是受到很多虐待的,聽「709」其他出來的當事人說被虐待、被酷刑甚麼的,所以我們特別擔心他。

問:有了「709」 這個經歷,您對中國律師這個行業怎麼看?

答:過去,作為中國律師職業的一分子,我不能幫助這個政府欺騙世人,既然你頒佈了這個法律,你又讓我去當律師,那我就去追求法治!我知道因此可能會受打壓,但我不能昧良心,不能像做公檢法工作的一些人或者某些律師,頂著法律工作者的華麗外衣,同政府一起去欺騙公民。我不能這樣做,否則,我不但欺騙當事人、欺騙社會,最主要的,我認為那是在欺騙自己的良心,我會覺得對不起我的良心!

現在我覺得,中國根本就沒有法律!它有一個所謂的法律文本,在那裏擺著,說是讓大家遵守,其實它是拿這個法律去限制普通公民,而那些權貴,他們不會受到這些法律的限制。

我們國家現在有三十多萬的律師,律師的數字每年還在增長,但大多數律師在這個國家其實就是一個花瓶,擺在這裏,讓其它國家和國內不明真相的普通公民感覺:中國還是講究法治的,有那麼多的成文法、那麼多的律師。

其實這些形式,包括公檢法系統,都是它用來塑造法治國家的假相,事實上中國根本沒有法治、沒有法。特別是通過「709」事件,進一步驗證:就是中國沒有法治!沒有法!沒有法律!

基本上來說我很絕望,這次被抓之後,我就感覺一下子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砸爛甚麼公檢法嗎?有「709」 這個經歷,我真的覺得當律師的話能起多大作用?

法治的精髓是限制政府的權力,而中共當局把法治作為加強統治的手段,這樣,律師自然就成為了他們強化統治的工具。這樣的定位,使得律師這一職業顯得很尷尬。

這個社會制度不變更,所謂的法治就是假相, 我不相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