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5. 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荷里活電影的社會影響是世界性的。雖然在世界電影總產量中,美國電影佔比不到10%,但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全球影院超過70%的放映時間是在放映荷里活電影。荷里活主導全球電影界是不爭的事實。[36]荷里活成為美國文化的世界性標誌,是美國價值觀在全球的傳播、放大器。魔鬼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工具,來傳播反傳統的變異價值。

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也許很難想像,在上世紀30、40年代,美國的家庭幾乎不需要擔心電影對孩子們的影響,因為那時電影界有嚴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會的協助下,電影界制定了《海思條例》(Hays Code,全稱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條例的第一條規定:任何電影不得降低觀眾的道德水準。因此觀眾的同情絕不能導向罪犯、犯罪行為和罪惡;關於性的條例規定,必須維護婚姻和家庭的神聖性,電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關係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見的。通姦有時是情節所必需的內容,但絕不能做露骨的處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來呈現。

然而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伴隨著共產邪靈主導的「性解放」觀念升溫造成的文化道德衝擊,同時電視在美國家庭的普及給電影界帶來巨大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影片無視《海思條例》,對荷里活原有的道德自律帶來極大的衝擊。如改編自同名小說的《一樹梨花壓海棠》(Lolita, 1962),以繼父和未成年女兒之間的不倫性關係作為主題,獲得一項奧斯卡獎和一項金球獎。雖然在當時這部片子毀譽參半,但今天「爛番茄」影評網站41個評價中好評達93%,從中可見整個社會道德的巨大變異。

最終,60年代末西方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的反文化運動高潮到來,宣告了荷里活傳統道德秩序的解體。這個動盪時代中幾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標誌著魔鬼大規模控制荷里活的開始。

首先是1967年的《雌雄大盜》(Bonnie and Clyde)。該片改編自大蕭條時代以邦妮與克萊德夫婦為首的殺人搶劫犯罪團夥的真實故事。在大蕭條當中,由於房屋被銀行沒收造成了人們的流離失所,強盜對此表現出「義憤」。由此影片把殺人搶劫銀行行為描繪成是出於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暗示惡行有著某種羅賓漢式的「正義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多次提到,魔鬼善於用某種看似「高尚」的「社會正義」把惡行合理化。影片中強盜夫婦由帥哥美女正面呈現,他們看上去有情有義、有「正義感」,而警察卻是無能、奸詐之輩。這清晰體現了當時反傳統價值、反社會秩序的主題。甚至在結局中,兩個強盜的死都顯得「無辜」,他們死於警察預設的「陰謀」,他們的死被美化成為打動青年觀眾的「暴力經典」,暗示他們是為某種「偉大事業」受難的「聖徒」。

影片的叛逆震驚了主流社會,卻獲得反叛學生的強烈共鳴。飾演男女主角的演員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年輕人模仿他們的風格、穿著、談話的方式、反叛習俗和反傳統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進的學生組織領袖在媒體上撰文,認為邦尼和克萊德是與古巴游擊隊頭目哲古華拉和越共恐怖份子阮文追一樣的「英雄」。[38]還有激進學生組織宣告:「我們不是潛在的邦妮與克萊德,我們就是邦妮與克萊德。」[39]

該電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鏡頭、美化罪犯的主題和性的場景遠遠超出荷里活道德規則邊界,卻仍然得到業界推崇:該片獲10項奧斯卡獎提名,最終贏得2項大獎。這意味著原有規則的解體。

另一部電影是同年底的《畢業生》(The Graduate),反映了上世紀60年代大學生內心的彷徨和衝突。男主角大學畢業,面對人生目標時茫然和孤獨。父輩所代表的傳統價值觀被呈現為枯燥與虛偽的,他因而拒絕進入主流社會。他被一已婚婦女色誘後,又和其女兒戀愛,當女兒洞悉其母親與該男學生有染後,親情、戀情交織在一起,當最後她和另一男友舉行婚禮之際,該畢業生趕來,兩人又一同私奔。該片將年輕人反傳統、亂性、亂倫、私奔等情節攪在一起,複雜離奇,但卻迎合了當時社會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態、反傳統的大潮流,轟動一時。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歷年電影票房總收入榜中名列前茅。電影以7項奧斯卡獎提名,1項得獎獲得荷里活認同。這兩部電影開啟了所謂的「新荷里活」時代。

到1968年底,荷里活用分級制度取代了《海思條例》。也就是說,甚麼內容都可以上銀幕,只要貼上分級標籤就行。這大大放鬆了媒體人的自律,模糊了娛樂界是非善惡的標準。走到這一步,實際上是娛樂媒體人主動把道德和創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經變異的社會思潮,通過媒體給人慾望的刺激,讓人在即時可得、成本極低的滿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處,同時也利用製片商的貪婪,讓他們通過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業回報。

電影是一個特殊的媒體,它讓觀眾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圍裏,使其忘掉現實,和主角分享同樣的感受,與導演分享同樣的視角。成功的電影使觀眾如醉如癡,甚至不願讓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現實。因此它對塑造觀眾的價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讓人背離傳統。

一位知名製片人表示:「紀錄片轉化已經轉化的,故事片轉化未被轉化的。」[40]也就是說,紀錄片強化觀眾已有的價值觀,而故事片用引人入勝的方式,在觀眾不設防的情況下,把一種新的價值觀灌輸給他們。《雌雄大盜》的製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熱衷於社會主義理念的明星,他編導主演了奧斯卡和金球獎得獎片(最佳導演)《亂世情天》(Reds, 1981),在冷戰高峰期以平易可親的形象成功改變了美國人對激進共產主義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編導並主演、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電影《選舉追緝令1998》(Bulworth, 1998)中,他塑造了一個坦誠的總統候選人,然後借主角的身份發表演說,告訴觀眾,階級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才是美國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共同利益超過他們與富人之間的共同利益。[42]他的電影如此成功,以至於人們一度敦促他參政競選美國總統。

許多電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見影。比如在荷里活《雌雄大盜》的首映禮上,有人在結束時站起來大聲咒罵警察。[43]分級制度生效後,荷里活第一部R級(兒童不宜)賣座大片《逍遙騎士》(Easy Rider, 1969)就使吸毒風靡社會。它講述了兩個長髮的嬉皮士電單車手販賣可卡因的冒險之旅。搖滾、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們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攝中甚至使用了真實的毒品。他們避世、放縱、反傳統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為無數反叛青年的「夢想」,也使毒品成為反文化的象徵。其導演承認,「可卡因在美國成為一個大問題,說真的全因為我。」[44]

自從分級制度誕生後,荷里活被邪靈利用製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繪性、暴力、毒品、犯罪團夥等敗壞行為的電影作品。有研究發現從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荷里活電影中R級影片佔58%。[45]

美國學者Victor B. Cline在上世紀70年代對當時鹽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發現57%的電影正面表現了主角對配偶的不忠行為,或者用某種情形將其合理化;38%的電影將犯罪行為表現為有回報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現,並且令人興奮而沒有任何負面後果;59%的電影主角殺死了一個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種形式的通姦行為。實際上只有一部電影中的男女性關係是在合法婚姻之內的。只有22%的電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針對大眾對電影中過份的暴力、性內容的批評,一種常見的辯護就是電影只是反映現實生活,因此並不會帶來更多負面影響。但是事實上,上述關於電影的統計顯然不能反映現實狀況。大量左派荷里活從業人員,自然會將其價值觀反映到作品中來,從而影響社會大眾。前荷里活編劇、知名影評人Michael Medved指出,荷里活從業者按照他們的意願改變社會的價值觀:美化暴力、鼓吹性亂、貶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認為這些敗壞道德的內容只是因為受到金錢的驅使。無論哪種原因,結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過份地說,電影帶動人群道德下滑的效應已經令人怵目驚心,有的甚至把獸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揚人變獸、人獸交主題的作品也已經被荷里活主流認可、受到讚譽,這就是魔鬼統治我們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實反映──人們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這些反傳統電影,表面上用各種貌似高深的理論探討、反映社會現實問題,實際上是精心設計各種藉口,給觀眾呈現一個「複雜的具體環境」,讓人覺得道德準則必須隨著實際情況而變。這其實是向觀眾宣佈:這個世界並沒有黑白分明的善惡正邪之分,傳統是乏味和令人壓抑的;道德是相對的,傳統社會中被鄙視的醜惡行徑總可以在某種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燈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們在享受娛樂的同時,魔鬼用這種方法把道德相對主義悄悄植入人心,將人一步步推離傳統。

6. 用電視把洗腦帶進千家萬戶

如今電視融入了人們日常的生活,它成了人們休閒、聊天、吃飯的一部份。而經常看電視會改變人的價值觀,人卻不自知。美國「媒體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研究證實了這一點。比如一個人觀看電視越多,越不傾向於堅守諸如誠實、可靠、公正等傳統價值觀;觀看電視越多的人,越傾向於對性道德方面的「開放」,更容易認同婚外性關係、墮胎、同性戀等等。雖然兩組人自稱信神的比例都差不多(約85%),但一個人觀看電視越多,就越不容易珍視宗教原則和遵循神的教誨。比如問卷選擇:「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遵從神定下的價值規範,還是遵循個人價值的同時結合神的道德規範?」看電視多的人容易傾向於後者。[48]

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就是經常看電視能夠使人容易傾向於道德相對主義。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電視已經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除了情節引人入勝的電視劇和電影有同樣塑造人的價值觀的效果之外, 脫口秀、情景劇甚至紀錄片等等也通過每天不斷重複,悄悄把各種變異理念灌輸進人的大腦。

以脫口秀為例,演播室為了收視率,特別樂於邀請那些觀點或行為與傳統價值相左,或者生活矛盾突出的嘉賓,或者邀請「專家」討論一些有道德爭議的話題。這些嘉賓被鼓勵「勇敢」吐露個人生活中的「深刻複雜的問題」,然後主持人、專家或者現場觀眾會給出種種解決問題的「選項」。為了使節目受歡迎,節目中通常沒有任何道德評判。於是許多節目便成為敗壞、變異行為和觀點的展示場。人們逐漸認同,他們原本堅持的價值觀在某些「特別情形」下並不適用。這實際也就悄悄否定了普世價值的存在。

還有很多電視台晚間節目充斥下流、低級的內涵,不堪入目。一些節目主持人也以出口說髒話為榮,甚至女主持人也口出不遜。不少節目是在人們極度放鬆的情況下,以娛樂的形式,灌輸低級品味、反文化、反傳統的內容,久而久之,人們見怪不怪,甚至認同、欣賞,道德下滑而不自知。

電視情景劇也被魔鬼利用,把平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見的變異價值觀、行為不斷重複呈現,使之「正常化」。

夏皮羅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在風靡美國的情景劇《老友記》(Friends)中有這樣一個片段。羅斯(Ross)的前妻卡羅(Carol)是個女同性戀,但她懷了羅斯的孩子。羅斯顯然對自己的孩子在同性戀家庭長大感到困擾,這時菲碧(Phoebe)走過來安慰羅斯說:「我長大的時候,你知道我爸離開了我們,我媽去世了,繼父被關進了監獄,所以我幾乎沒辦法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家庭。而你的孩子,現在還沒有出生,就有三個家長在爭著誰能愛他/她更多一些。他簡直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嬰兒。」羅斯一下子釋然了,覺得很有道理。夏皮羅寫道:「一個懷孕的女同性戀和三個家長,不但被描繪成正常家庭,甚至還是令人羨慕的家庭。」[49]

醫學上發現,人的腦電波呈現出五種模式,其中兩種是人在清醒時的模式,稱之為α模式和β模式。當人處在緊張工作的狀態下,腦電波呈現β模式,此時人的分析能力加強,偏重理性思考。如果一個人正在辯論,其腦電波會呈現出高度β模式。換句話說,人處於這種狀態下時,警惕性提高,不容易上當受騙。但當人處於放鬆的狀態下,腦電波呈現α模式,這種情況下,人的情感佔據主導,分析能力下降。人們在看電影電視時,不是處於一個嚴肅的思考狀態,而是一個放鬆和容易被灌輸的α模式。這種情況下,人很容易被影視劇裏的觀點說服。

研究顯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媒體節目(包括兒童節目)含有暴力情節,有誤導傾向的性內容也遍佈電視和影片中。除了學校的性教育課程,年輕人把媒體列為他們有關性行為信息的第二重要來源。大量研究表明,媒體的暴力內容會造成年輕人對暴力脫敏,增加他們未來人生中產生攻擊行為的風險。媒體對年輕人的暴力傾向、少女懷孕、性行為造成惡劣影響。常看含性內容節目的少女在三年內懷孕的概率是少看此類節目的女孩的兩倍。媒體的性節目也增加強迫性侵害以及危險性行為的風險。[50]

大量的色情和性內容直接對社會的價值觀和傳統進行衝擊,一位學者指出:「媒體充滿了性的內容,不要說孩子,就是批評家都難以抗拒,我認為媒體成了我們真正的性教育者。」[51]受媒體的影響,婚外性行為、通姦等等成為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覺得只要當事者你情我願,沒甚麼不可以。

在《黃金時段的宣傳》一書中,夏皮羅總結上百個對美國影響很大的電視劇集。他發現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節目從肯定自由主義(Liberal),到推行無神論、嘲笑信仰,到推行性和暴力、推行女權主義、肯定同性戀和變性,到排斥道德,否定傳統的夫妻、家庭、親子關係,到極力推廣左派觀點,到樹立沒有同情心、殘暴的人為正面人物,其演變過程就是一個趨向越來越墮落的價值觀的過程,這種反傳統生活方式對社會大眾特別是年輕人的觀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52]

更有甚者,眾多所謂音樂電視節目毫無掩飾地向青年觀眾推銷軟色情,乃至變態性行為的色情。[53]電影分級制度實施之後,大量赤裸裸的色情片貼上「X」級標籤即可出品。隨著技術發展,這些淫穢節目從地下走到地上,在錄像出租店、付費有線電影片道、旅館中隨時可得,不斷引誘人們走向墮落。

在電視節目上,魔鬼也沒有忽略對孩子的污染,形象醜陋的卡通、暴力卡通,乃至節目中隱藏的各種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理念,比如以「多元主義」的名義灌輸同性戀觀念,以「世界上只有一個你」灌輸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尊重,與其道德行為無關,諸如此類。[54]

誠然,許多荷里活節目製作人或許沒有一個成形的計劃,要把各種變異觀念灌輸給大眾,但如果節目製作者本身認同魔鬼的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理念,那麼節目中「不自覺地」摻雜變異理念也是可以預料的。真正有慎密計劃的是魔鬼,而媒體人遠離了神就會成為被魔鬼操縱的棋子。

7. 魔鬼把媒體變成全面戰爭的重要戰場

在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中,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進行沒有道德底線的超限戰。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傳統派候選人特朗普直言反對「政治正確」、提倡回歸傳統價值、法治秩序、減稅振興經濟與生活、復興人對神的崇敬與謙卑等將美國「向右拉回」的舉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過其控制的主流媒體,對特朗普發動了大規模攻擊。

在大選中,左傾媒體利用各種手法刻意醜化、集體唱衰特朗普,把其支持者描述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仇視外來人口、未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讓人生出鄙夷、不願與之為伍的心態,以左右大選導向。除少數幾個媒體外,幾乎95%的媒體都預言特朗普肯定會落選。但事與願違,特朗普最後贏得了大選。

通常來說,無論選戰如何激烈,選戰結束後,不同黨派、團體都應重歸正常運作。媒體更應秉持公正準則,以國家利益為重,保持媒體中立的原則。但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結束後,人們看到的卻是,媒體並沒有從選戰時期走回國家正常運作之中,而是繼續選戰的仇恨,甚至抱定魚死網破的態度,哪怕自毀形象,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體故意忽略特朗普政府的政績,如金融市場創歷史紀錄的股票行情、美國外交上的勝利、幾乎徹底消滅伊斯蘭國(ISIS)、美國失業率創18年歷史新低,使美國企業界重新煥發生機。不但如此,這些媒體盡一切可能捕風捉影、處處掣肘。比如所謂「通俄門」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但特別檢察官的調查迄今卻依然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而國會的報告則更直接指出特朗普沒有通俄問題。[55]

為達到攻擊特朗普的目的,媒體還大量製造假新聞。2017年12月,一個美國電視新聞巨頭由於謊報特朗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國共謀溝通的假新聞,不得不處罰該資深記者四個星期無薪停職,並以收回假新聞而收場。[56]最後,那兩位記者被迫離開了該電視台。那位記者的團隊以前可以說戰績輝煌,獲得過4次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獎(Emmy Award)等大獎,但假新聞令他們自毀名聲,黯然收場。

2018年6月,一名洪都拉斯小女孩與母親試圖偷渡進入美國、遭到邊境巡邏隊攔下的哭泣照片,在媒體與網絡上廣為流傳。媒體聲稱小女孩被強迫與母親分開,藉機大肆批評特朗普嚴守邊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隨後,某著名雜誌將小女孩的照片與特朗普的照片加工合成,作為雜誌封面,並在封面上加註一句「歡迎來到美國」,試圖藉此嘲諷特朗普。但小女孩的父親隨後接受媒體採訪表示,小女孩並沒有與媽媽分開。[57]

根據「媒體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近兩年針對美國主要三大媒體廣播公司的晚間新聞進行的研究發現,特朗普是這兩年三大電視台的報道重心,佔三台晚間新聞總時數的三分之一。在2017年對特朗普負面報道的比率高達90%,正面報道卻只有10%。在2018年負面報道更高達91%。該報告說:毫無疑問,沒有一位總統像特朗普一樣在這樣長且持續的時間內受到這樣的敵對報道。[58]美國民眾也看出假新聞的端倪。根據蒙莫斯大學(Monmouth University)2018年4月的民調,美國民眾認為「新聞媒體傳播假新聞」的比率,從前一年的63%,攀升到77%。[59]2016年蓋洛普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人對媒體的信任度降至新低,只有32%的人對媒體有很多或相當程度的信任,比前一年降低了8個百分點。[60]無怪乎一位大媒體老闆痛心地說:「假新聞是我們時代的癌症。」[61]

按照美國選舉的結果,支持和反對特朗普的幾乎各半,而媒體的態度卻基本上是一面倒,這並非正常現象。對特朗普的妖魔化攻擊是因為他力主恢復傳統,他的理念與左傾的反傳統思想是不能共存的。媒體的抹黑如果能使人們對他失去信任,從而對抗他恢復傳統的努力,就達到了這種負面報道的目的──阻止社會向傳統回歸。

更令人憂心的是,大批媒體成為激進言論的放大器,激化社會矛盾,挑起仇恨對立,引發、加劇社會撕裂。其做法可以說到了不顧基本倫理、不計後果、不惜自毀的同歸於盡式的地步,把國家帶入十分混亂、危險的狀態。

結語:重拾媒體責任

如果說上世紀共產邪靈還只是局部的滲透、侵佔世間各個領域,那麼時至今日,魔鬼已經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人類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經被魔鬼侵蝕。媒體對人類的巨大影響被共產邪靈有效地利用來進行洗腦、欺騙、敗壞世人道德,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走向變異而不知。

西方國家裏很多自由派媒體淪為共產邪靈掩蓋真相、誤導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體失去基本的職業操守,各種不擇手段的攻擊、謾罵、詆毀,不計媒體自身聲譽、不計社會後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種種道德弱點:追求名利、無知、懶惰、自私、被濫用的同情心、爭鬥心等等。有的人自以為是地把自己裝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傳統的價值,有的人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墮落的「大眾需求」,有的人為了自己的職業前途而順從墮落的標準,有人出於妒嫉和敵意編造假新聞,有人由於無知和懶惰而聽信假新聞,有的人利用人們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謂的社會正義,帶動整個社會往左轉,有的人為了政治、經濟目的而不擇手段……

媒體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們賴以獲取日常大眾信息的生命線,也是維護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承載著大眾的信任。客觀、公允是對媒體的基本倫理要求,是人們對其信賴的關鍵,但今天的媒體亂象無處不在,讓人們對媒體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體的使命、重現新聞業的輝煌,是媒體人的光榮責任。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追求真。媒體對真相的報道是全面的,而且是出於誠意。很多媒體在報道社會現象時呈現的是局部的真實,往往帶有誤導性,有時比謊言更有害。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追求善。媒體的善並不是對同情的濫用,不是政治的正確,而是為了人類真正長遠的福祉。人類的出路不在於短期獲得多少經濟利益,更不是共產邪靈炮製的烏托邦,而是沿著神給人開創的傳統之路,提升道德水準,最後能返本歸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園。一個媒體讓社會重德才是根本的為善。人類社會是善惡同存的,傳播真相、揭露邪惡、抑惡揚善,是媒體的責任。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更多地關注事關人類前途的大事。在人類最近一百多年裏,出現了自由社會與共產陣營的對峙。表面上是意識形態的對峙,實際上是正與邪、善與惡、生與死的交鋒。共產邪靈在全世界摧毀人類文明賴以維繫的道德,在東歐共產政權解體之後,其陰魂仍然未滅。

在中國這個文化古國,中共最近二十年發動了對信仰「真、善、忍」普世價值的法輪功的迫害。這場迫害涉及人數之多、範圍之廣、時間之長、迫害程度之慘烈,在人類歷史上都罕有其比,是當代社會最大的信仰迫害。從根本上說,這不只是對法輪功的迫害,而是對人類文明核心價值的迫害,對人類信仰自由的迫害。但西方媒體報道數量和力度與之相比遠遠不成比例。大多數主流媒體受中共政權威逼利誘,在報道上自我審查,對這場當代最大的信仰迫害保持沉默,有的甚至散播中共造謠謊言,為邪惡推波助瀾、助紂為虐。

同時,人類也出現了反對共產邪惡主義、回歸傳統的潮流。在中國,已經有超過3億人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這樣一件關係到中國與世界未來的大事,西方媒體卻罕有報道。

在世界經歷巨大變遷的今天,真相與傳統道德比任何時候都尤顯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擇善而行、維護公眾道德的媒體。是否能夠超越個人、公司和黨派利益考慮,從人的基本良知出發,把真實的世界呈現在世人面前,是擺在每個媒體人面前的課題。

對讀者和觀眾來說,在媒體道德下滑的時候,明辨是非,理性認知媒體的各種信息,從傳統出發判斷問題,從普世價值的角度衡量社會現象,促成媒體回歸歷史使命,變得極其重要,這也是人們能夠遠離共產邪靈、走回傳統、走向美好未來的關鍵。(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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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Jonathan Derek Silver, Hollywood’s Dominance of the Movie Industry: How Did It Arise and How Has It Been Maintained? Ph.D Dissertation, th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7). Section 1.4.

[37] John Belton, American Cinema / American Culture, 2nd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Chapter 14.

[38]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99.

[39]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22.

[40]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

[41]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39.

[42]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52.

[43]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199.

[44] Peter Biskind, Easy Riders, Raging Bulls: How the Sex-Drugs-and-Rock ‘N’ Roll Generation Saved Hollywo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74.

[45] Ashley Haygood, The Climb of Controversial Film Content, MA Thesis in Communication at Liberty University, https://digitalcommons.liberty.edu/cgi/viewcontent.cgi?&httpsredir=1&article=1007&context=masters&sei-re.

[46] Victor B. Cline, “How the Mass Media Effects Our Values and Behavior,” Issues in Religion and Psychotherapy,Vol 1, No. 1. (1975),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4&context=irp.

[47] Michael Medved, Hollywood vs.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3), 3.

[48] “The Media Assault on American Values,” Media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mrc.org/special-reports/media-assault-american-values.

[49]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Prologue: How Conservatives Lost the Television War.”

[50] “The Impact of Media Use and Screen Time 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Familie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November 2016, https://www.acpeds.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11.9.16-The-Impact-of-Media-Use-and-Screen-Time-on-Children-updated-with-ref-64.pdf.

[51]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ume 141, Number 146 (September 19, 1995), https://www.gpo.gov/fdsys/pkg/CREC-1995-09-19/html/CREC-1995-09-19-pt1-PgS13810.htm.

[52]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53] 例如MTV的系列節目「脫光」,參見 Libby Copeland, “MTV’s Provocative ‘Undressed’: Is It Rotten to the (Soft) Cor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2, 2001,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1/feb/12/entertainment/ca-24264.

[54] 具體例子可參見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Robbing the Cradle: How Television Liberals Recruit Kids.”

[55] Erin Kelly, “Speaker Paul Ryan: ‘No Evidence of Collusion’ between Trump Campaign and Russians,” USA Today, June 7, 2018,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8/06/07/paul-ryan-no-evidence-collusion-between-trump-campaign-russians/681343002/.

[56] Julia Manchester, “Trump: ABC Should Have Fired ‘Fraudster’ Brian Ross,” The Hill, December 8, 2017, http://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64061-trump-abc-should-have-fired-fraudster-brian-ross.

[57] Samantha Schmidt and Kristine Phillips, “The Crying Honduran Girl on the Cover of Time Was Not Separated from Her Mother,” Washington Post, June 22,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8/06/22/the-crying-honduran-girl-on-the-cover-of-time-was-not-separated-from-her-mother-father-says/?noredirect=on&utm_term=.bd08dbdaf5bc.

[58] Rich Noyes, “TV vs. Trump in 2018: Lots of Russia, and 91% Negative Coverage (Again!) ,” NewsBusters, March 6, 2018, https://www.newsbusters.org/blogs/nb/rich-noyes/2018/03/06/tv-vs-trump-2018-lots-russia-and-91-negative-coverage.

[59] “‘Fake News’ Threat to Media; Editorial Decisions, Outside Actors at Fault,” 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 April 2, 2018, https://www.monmouth.edu/polling-institute/reports/monmouthpoll_us_040218/.

[60] Art Swift, “Americans’ Trust in Mass Media Sinks to New Low, Politics,” Gallup, September 14, 2016, https://news.gallup.com/poll/195542/americans-trust-mass-media-sinks-new-low.aspx.

[61] Polina Marinova, “New L.A. Times Owner Tells Readers: ‘Fake News Is the Cancer of Our Times’,” Fortune, June 18, 2018, http://fortune/2018/06/18/los-angeles-times-ow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