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大學後的馬克思,不僅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自大狂,

而且自大到了以救世主自居的罕見程度。

不過,《人的自豪》中最醒目最關鍵的還是它的結尾。

在此,馬克思斬釘截鐵地寫道:

面對整個奸詐的世界,

我會毫不留情地把戰挑,

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撲滅不了這火苗。

那時我就會像上帝一樣,

在這宇宙的廢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話都是行動,

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

作為一首典型的言志詩,《人的自豪》中多次出現的「我」,無疑是馬克思的自況,而詩的最後一句──「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則再明白不過地道出了馬克思此時的自我定位。

了解西方傳統文化的人都知道,在基督教中,「造物主」和「救世主」其實是同一個人,都是指「上帝」。因此,自稱「造物主」其實也就等於自稱「救世主」,兩者是一個意思。而且《人的自豪》所表達的內容和情感也完全可以說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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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馬克思不但視自己為「奸詐的世界」的對立面,光明、真理和未來的化身,而且自以為有著「像上帝一樣」的不可抗拒的威力,能夠造出「擊世的霹靂」,讓「奸詐的世界」這個「龐然大物」在自己的挑戰下轟然倒地,而且,他還稱自己的「每句話都是行動」。顯然,在馬克思眼中,現實世界純屬一片黑暗,充滿了奸詐,只有他才能夠徹底推倒這個奸詐黑暗的世界,將受難的世人拯救出來,把他們帶入一個充滿美好和光明的新世界。一個人若非自居為救世主,怎會如此看待自己和世界?

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基督教文化的傳統地位雖然已經動搖,但它的影響依然深廣。持有這種信仰的人,無不視自己為上帝拯救的對象,只有上帝才是他們心目中的救世主,而馬克思竟自稱「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想像著自己在舊世界的廢墟上像上帝一樣「漫步」,可見他已自大到了何等狂妄的程度!所謂《人的自豪》,說白了,其實不過是馬克思的「自大」。

儘管大學時代的馬克思已經有了明確的救世主意識,但總地說來,他的這種自大在當時和以後的一段時間內還是比較抽象和空泛的,並無具體的內涵。直到馬克思創立共產主義理論之後,這種情況才發生改變。此時的馬克思,已不再以泛泛意義上的救世主自居,而是當仁不讓地充當起了無產階級的先知和導師,他的自大狂人格因此也獲得了明確具體的內容。

眾所周知,馬克思生活的那個時代與今天不同,資本主義制度還不成熟,社會矛盾相當尖銳,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思想此起彼伏,鼓動工人起來造反、奪取國家政權的大有人在,但在如何進行工人革命、奪取國家政權的問題上,他們彼此間卻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形成了不同的派別。

與那些主張通過簡單的地下密謀和武裝暴動奪取國家政權的人截然不同,馬克思始終強調理論研究和宣傳對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決定意義,強調啟發所謂無產階級覺悟的重要性。「馬克思深信,只有在無產階級有了充分的覺悟後,他們才能夠準備去行動,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資本主義的現象進行透徹地了解。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馬克思認為,他能夠通過寫作一系列的小冊子和文章,最後通過寫作一部將所有觀點都融為一體的經典著作,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工人們,通過這種方式建立自己的思想與工人之間的聯繫。他將概括出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並揭示資本在對勞動的剝削中所起的中心作用。他將組織工人協會來討論這些觀點,只有等到這些組織建立起來後,真正的行動才有可能。革命的最終爆發,不是根源於憤怒的衝動,也不是根源於一小批機會主義者,而是根源於群眾的廣泛教育,是建立在群眾對階級反抗有著充分了解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所謂無產階級的充分覺悟是革命獲得成功的必備前提,不具備這個前提,革命只能是一場因盲動而失敗的冒險。也正因為如此,他被一些偏愛行動的造反者譏諷為「躺椅上的革命家」。

那麼,怎麼才能啟發無產階級,讓他們充分覺悟呢?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就得靠理論研究和宣傳。馬克思始終堅持,理論的發展應該先於行動,在發動革命之前,必須有某種理論去說明世界應該是甚麼樣子,以此作為所謂革命的依據。一個人如果不能為自己的行動找到某種合法化的基礎,他就不能領導一場革命運動。

總之,在馬克思看來,所謂成功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遵循這樣的邏輯:先由領袖人物通過研究創立革命的理論,接著是在工人階級中廣泛宣傳這種理論,從而使工人階級獲得充分的覺悟,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奪取國家政權,取得所謂革命的成功(創立理論→宣傳理論→啟發工人階級的覺悟→革命成功)。顯然,在這個過程中,理論研究和宣傳不但是最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

馬克思曾經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強調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那麼,在當時存在的各種共產主義理論中,究竟誰才是能「抓住事物的根本」、「能說服人」的理論呢?換句話說,哪個理論才是能夠引導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走向成功的保證呢?

從實際情況來看,歐洲的工人運動一向不缺少理論,無論是在馬克思之前,還是與他同時,或是在他之後,都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有關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獨特主張,並在積極宣傳這些主張。但在馬克思看來,當時流行的各種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沒有一個是站得住腳的──即便是聖西門、歐立葉的空想共產主義,雖然曾經有過一定的價值,後來也過時了。相反,只有他才第一次發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客觀歷史規律,因而只有他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才是關於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唯一正確的理論,才是唯一能夠把這個革命引向成功的保證!離開了他的理論,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只能一事無成。正所謂要想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捨我馬克思其誰也?!可見,不管是自覺也好,不自覺也好,馬克思都把自己當成了無產階級的唯一先知和導師──也就是無產階級的救世主。

先知和導師當然代表了絕對真理,永遠都是正確的。馬克思的這種自大使他不能容忍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持任何異議。美國參議員K.舒爾茨與馬克思打過交道,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對這一點做過生動而形象的描述。他說:「馬克思的話確實意味深長、清晰而富有邏輯,但我還從未見過其舉止如此令人惱火和令人無法忍受的人。對於不同於自己的意見,甚至不會出於尊重而屈尊考慮一下。對任何反駁他的人,他都予以極度的蔑視;對每一種他不喜歡的觀點,要麼辛辣地諷刺提出這種觀點的人無比的愚昧,要麼輕蔑地誹謗提出這種觀點的人動機不純。我極為清楚地記得他以一種傷人的傲慢宣說『資產階級』這個詞:資產階級,也就是令人厭惡的精神和道德極端墮落的樣板,對每一個膽敢反對他觀點的人他都譴責為資產階級。」

馬克思的這種傲慢甚至也體現在他與恩格斯等密友的關係中。無政府主義者巴庫寧是馬克思當年的朋友,他曾感慨:「人必須崇拜馬克思。人至少必須懼怕他,以得到他的寬恕。馬克思是極度自大的,自大到骯髒和瘋狂。」「馬克思生前,總是不斷地與人爭吵,跟政敵、跟朋友加敵人、跟同志;有時候是因為大的政治問題,有時候是為一點無價值的雞毛蒜皮。每次爭吵,正確的永遠是他,實在萬不得已就是恩格斯。如果不是為了生存,不是為了馬克思,他也不會讓恩格斯正確。」

普魯士陸軍中尉K.福格特的印象與巴庫寧可謂不謀而合。他說:「恩(格斯)和他所有的老同事,儘管他們有著非凡的天分,但遠遠在他的後面和在他的領導之下。如果他們膽敢片刻忘記這一點,他就會用一種可以與拿破侖媲美的厚顏無恥把他們推回他們的位置。」

事實正像威廉‧H‧布蘭察德教授所概括的那樣:「馬克思肯定有著擔當領導的狂熱。他的共產主義同僚們很快就發現,他們必須按照他指定的方向走,否則就會成為他的對手。恩格斯這位在財政上支持馬克思的人,成了他政治上的夥伴。而在意識形態領域,他與馬克思的關係沒有別的任何選擇,只有跟著他走。」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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