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親先後從南洋歸建回來。

父親恢復開業,所租的房屋很小,前面當「診所」,後面做為住所,並沒有我可以待的空間。況且,因為父親在外面花天酒地,經常夜不歸營,影響到次日醫診工作。診所無人看診,病患抗議,母親無奈——夫妻倆人一碰面就吵架,甚至大打出手。

當時的我,唸初中二年級。在自我認同的那個年歲,家中醜聞讓我幾乎要窒息,只得離家逃到阿嬤身邊。當時,阿嬤再度收留我,卻像在交代遺囑一樣鄭重,給我這霹靂之語(你要強壯起來,爭取自己的活口)。

三年後,小舅把我帶到「重慶南路」。

這是我的「重生」嗎?

儘管雜役工作很辛苦,卻因爭取到「自己的活口」而倍感欣慰。畢竟,我做到了阿嬤的囑附。

小舅是「讀者書店」(遠東圖書公司前身)的員工,它就在「國華書店」隔壁。他曾說台灣人要在外省幫的天下討生活,總是「矮人一截」。他要我收斂嬌氣,完全的接受這樣的現實才是「上策」。

位於台北市城中區的重慶南路,在清朝時期北段稱為「府前街」,南段稱為「文武街」。日治時代,重慶南路稱為「本町通」,意思是「最繁華的街道」;當時附近的衡陽路稱為「榮町通」,兩處合併為「台北銀座」。

這一帶有百貨公司,銀行、鐘錶店、金飾銀樓、時裝店、茶莊、布莊、餐廳,是上流社會人士出入的地方。白天車水馬龍,夜晚燈紅酒綠。

1947年(民國36年),國民政府遷移到台灣,總統府及各部會均集中於城中區。老蔣總統特別下令,將「府前街」、「文武街」更名為「重慶南路」,期勉國人要效法八年抗戰「重慶精神」,在台灣生聚教訓、整軍經武,期能早日完成「反共復國大業」。

其中位於衡陽路口的「新高堂」書店,是日治時代台灣最大的書店。它成立於1896年,1915年在重慶南路擴大營業,成為戰前台北的書店龍頭,在20年代大量引進世界各國的書籍,發揮了打開漢語閱讀大門的角色。
不僅如此,「新高堂」書店三層樓高的紅磚建築也成了重慶南路的地標。在大廈落成的前一年,日本人擬定的台北都市計劃中,城牆拆除、道路規劃已趨完成,各地搭火車來到台北的人,一定會經過重慶南路。逛書店買書的行為,潛移默化,漸漸使民眾養成閱讀習慣,造就了書街人流的氛圍。

戰後「新高堂」由「東方出版社」接手,位於「文武街」的「太陽號書店」,由「商務印書館」進駐,其它如「文明堂」、「杉田書店」等,也都曾在「台北銀座」締造濃厚的書香氣息。

在百廢待興的光復時期,聚集知識與教育核心的「書街」,洋溢著台灣知識份子求知與受到啟蒙的光輝。

戰後隨著政府來台的第一批人員,除了負責接收的官員外,要數「上海人」最多。這些進駐「最繁華街道」的人,因為地緣與資訊的流通,搶先在緊鄰政治大道旁的街道購置房產。當然,主要是他們本來就是「商人」,深黯經商之道,能嗅到生意氣息,也有足夠的投資財力。

「國華書店」的薛頌留老闆,原在上海開設「布匹印染工廠」,上海淪陷之前,他們當機立斷結束事業,扶老攜幼,全家十來口渡海到台北,變賣所攜帶的大量黃金,買下了重慶南路一段66號的三層樓房,並登記「國華書店」為事業基地。

於是一個接續一個,大批的上海人紛紛集結在重慶南路上,成為後來「書街」的先鋒,而衡陽路更造就了「小上海商圈」的美名。◇(待續)

——節錄自《書街舊事》 /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