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聽人說,在異國求學、就業期間,午夜夢迴想家的時候,最渴望卻不可得的,往往是故鄉路邊攤的一盤蚵仔煎、一碗肉圓或媽媽的炒米粉。我旅居荷蘭的那些年,也不乏此種種將鄉愁寄於舌尖的時刻,然而讓我饞到快掉淚了,不光是所謂的台灣味,偶爾還有從小吃到大的西餐,對我而言,那也是家鄉的味道。

比起同一輩台灣人,我算是比較早接觸到西洋食物,原因無他,因為先父愛吃西餐。開始跟著爸爸上西餐廳時,我才五、六歲吧,說不定更小。我們最常去中山北路二段的「大華飯店」,偶爾上嘉新大樓頂樓的「藍天西餐廳」或南京東路的「羽球館餐廳」。後來大華歇業了,我們就轉去小南門的「中心餐廳」。

多半由爸爸點菜,前菜不是燴牛舌,就是燻鯧魚;湯常常是牛尾湯或鄉下濃湯(番茄蔬菜湯)。主菜呢,最常吃芝士烙魚或烙蝦,一小盅端上桌,表面是焗烤到焦脆的芝士,也就是乳酪。揭開來,熱氣氤氳而上,底下是奶油白醬,裏頭埋著無刺的魚肉或明蝦。還有炸豬排,敷了麵包屑炸成金黃,鋪在瓷盤上,偌大的一片。吃豬排時一定要蘸「梅林辣醬油」,爸爸還會吩咐跑堂,多來點酸甜的「酸黃瓜」。

及長才知道,我從小到大吃得津津有味的所謂「西餐」,包括爸爸三不五時便親自下廚熬煮的「羅宋湯」在內,都是源自上海的海派西餐,亦稱滬式西餐。我所熟悉的那些菜色,全是摻雜了中國味的法國菜、德國菜、意大利菜、英國菜和俄國菜,從來就不是道地的西菜。

追憶30年前的台北西餐館

根據舊式身份證,父親籍貫是江蘇東台,但他其實是在與上海崇明島隔江相對的南通長大,成年後在上海住過一陣子。對於像爸爸這樣從小養尊處優又生性好奇的小城富家子弟而言,上海這十里洋場或許是世上最摩登的所在,也是他與西洋接軌的開始。而好吃、也講究吃的父親,與滬上的洋事物最直接也最切身的接觸,想來就是海派西餐了。

海派西餐肯定特別合他的胃口,不然,他怎麼會在來到台灣、結婚生子後,還不時帶著他的本省籍妻子和台灣出生的子女,吃遍台北有名的滬式西餐館?好幾年前,我不知在網上還是書中看到一篇文章,說是60年代末期,台北大華飯店一客A餐(一湯兩菜外加甜點和飲料)的價錢是普通小學教員將近半個月的薪水。倘若此事不假,雖說孩子胃口小,可以點半客,價錢便宜一點,但是咱一家大、小周末去吃頓西餐,終究得花掉當時小學老師一個半月以上的勞務所得!爸爸為了吃西餐,竟如此揮霍。

近二十多年來,越來越多標榜著正宗法國菜、德國菜、意大利菜的餐廳,出現於台北街頭。時代和社會氣氛的變遷,加上父親這一輩的「江浙人」慢慢老去,不中不西的滬式西餐無可避免地凋零了,最終僅存70年代中期遷居信義路二段的「中心」強撐場面,在進入21世紀後又熬了五、六年,才熄火歇業。

父親在世最後幾年,我回台灣探父,三番兩次問他想不想去吃西菜,好比意大利菜或法國菜,他總是不置可否,意興闌珊。有一回跟他聊天,講到兒時的大華飯店,他那天談興甚高,順著我的話頭,一一數說起當年台北有名的西餐館,結論是:「大華算是最好的,不輸老上海的西菜館。」這話一說完,老人家又沉默了,臉上浮現惘然的神情。

就在那一刻,我彷彿明白了,父親愛吃的根本不是「西洋菜」。對他而言,帶著中國味的滬式西餐,並不只是口腹之欲,那當中尚蘊藏著對往昔時光和故鄉的脈脈溫情。換句話說,那其實是父親的鄉愁。而這樣亦華亦洋的「西餐」,眼下也已成為我將永遠懷念的父系滋味。

~轉自萬海慈善航運基金會「停泊棧」期刊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