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4. 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如前所述,淫亂是共產主義的內在基因。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姦污女僕,並產下孩子讓恩格斯撫養;恩格斯與兩姐妹同居;蘇聯共產黨黨魁列寧與伊內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還與一名法國女人有染,他還嫖妓並染上梅毒。另一個黨魁史太林同樣是淫亂無比,霸佔他人妻子。

蘇共奪權成功之後,馬上開始了大規模的共產共妻實踐,當時的蘇聯堪稱西方「性解放」的先導。1990年第10期俄國《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進行全面揭露,稱在性革命中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柯倫泰等人,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早在1904年,列寧寫道:「淫蕩,能使精神的能量獲得釋放,不是為了虛偽的家庭價值,而是為了社會主義取得勝利,要扔出這個血塊。」[6]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三次黨代會議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爾什維克一旦奪權勝利後,就要制定新的兩性關係原則。共產主義理論要求摧毀家庭,過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時期,並提出教育孩子的責任要全部交給國家。

1911年,托洛茨基給列寧寫信稱:「毫無疑問,性壓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壓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資產階級結構的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寧回覆說:「不僅僅是家庭。所有關於兩性關係的禁忌都必須廢除……我們可以向女權學習,甚至有關同性戀的禁令都必須廢除。」[7]

布爾什維克奪權後,於1917年12月19日公佈的《列寧條令》中,包括「廢除婚姻」、「取消懲罰同性戀」等內容。[8]

當時蘇聯有一個非常狂熱的口號:「打倒廉恥!」布爾什維克為了儘快地打造出社會主義的「新人類」,就通過街頭裸體漫遊來變異人的思想。他們四處遊蕩,狂熱地、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廉恥!」「廉恥,是蘇維埃人民過去的資產階級。」[9]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為慶祝「廢除婚姻」法令紀念日,女同性戀團體舉行慶祝活動。托洛茨基在他的回憶錄中證實了此事。他說,女同性戀遊行慶祝的消息令列寧非常高興。列寧還鼓勵更多人裸體走出來:「繼續努力吧,同志們!」[10]

1923年,蘇聯小說《三代人的愛》使「杯水主義」一詞不脛而走。小說作者是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即部長)阿歷克山德拉柯倫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倫泰是一個從傳統家庭中殺到布爾什維克陣營裏尋找「婦女解放」的鬥士。小說宣揚的「杯水主義」,實質上就是性放縱的代名詞: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滿足性慾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樣簡單和平常。「杯水主義」在工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中間得到傳播。

當時的蘇聯非婚性愛大量出現,青年的性放縱已然公開。「目前我們年輕人的道德觀念應該是這樣的」,知名共產主義者斯米多維奇在1925年3月21日的《共青團真理報》上撰文寫道:「每一個共青團員,包括未成年的,以及工農速成學校的每一個學生都有權滿足性慾。這一觀念應該成為我們的信條。節制慾望是資產階級的觀念。如果某位男人看中了一個年輕女共青團員、女工人或者工農速成學校的女生,她應當儘量滿足選中她的男人,否則,她就是資產階級的『市儈』,配不上共產主義者的稱號。」[11]

不僅如此,社會上還出現了大規模的離婚運動。保羅坎格爾在《破壞家庭:從共產黨到進步主義,左派怎樣破壞我們的家庭和婚姻》一書中寫道:「離婚率如火箭一般竄升,在人類歷史上罕見。短時間內,似乎莫斯科的每個人都在離婚。」1926年,美國有影響力的《大西洋月刊》發表題為「蘇聯人為消滅婚姻奮鬥」的文章,報道當時蘇聯令人震驚的情況。[12]

前蘇聯性解放期間還出現「瑞典家庭」現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願者組成「家庭」。雖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沒有任何關係,純粹的俄式。這一現象大開亂交和性亂之門,造成倫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戀、性病、強姦等事件激增。[13]

隨著社會主義公社的發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蘇遍地開花。這一現象稱為婦女「國有化」或「社會主義化」。以1918年3月葉卡捷琳堡的「社會主義女性」為例。布爾什維克奪取這座城市後,就在《蘇維埃消息報》上頒佈一項法令。該法令規定,16歲至25歲的年輕女子都必須「社會化」,由內務部委員布朗斯坦(Бронштейн)倡議推行,並下達命令。於是指揮官卡拉謝夫執行任務,當即就「社會化」了10名年輕女子。[14]

不過,布爾什維克很快在上世紀20年代末收緊了性政策,列寧在與婦女活動家蔡特金的談話中痛斥「杯水主義」,給它扣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帶來大批副產品──新生兒,他們無人看管撫養,家庭解體最終會導致社會瓦解。

2)延安的性開放

中共誕生之初,情況與蘇聯類似。當然,這都是同一棵毒樹上結出的不同毒果而已。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就以私生活放蕩著稱,鄭超麟、陳碧蘭的回憶錄中,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向警予、彭述之等人情史迷亂,性態度堪比前蘇聯杯水主義盛行時期。

不只是上層知識份子型領袖,早期開闢的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建政之初,普通人生活也充份體現「性自由」。由於提倡婦女平等、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出現了大量「因滿足性慾而妨害革命工作」的情況。蘇區青年還往往以「拜乾娘」接近群眾為名談戀愛,年輕女性擁有六七名性伴侶的不在少數。據《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紅安、黃麻、黃陂、光山等地方黨內負責人「約有四分之三的多數,總與數十、數百女人發生性的關係」。[15]

1931年春末,張國燾主政鄂豫皖蘇區後,即發現梅毒流行甚廣,不得不報告中央索求「診梅毒疥瘡的醫生」。多年後,其回憶錄中對當時蘇區「調戲婦女的事」、「對婦女亂來」和某些高級將領的「姘頭」仍記憶猶新。

1937年李克農擔任中共八路軍駐京辦主任,負責領取軍餉、醫藥、物資等。一次,國民政府主管部門審核八路軍的醫藥清單時,發現其中治療花柳病的藥品數量相當大。經辦人員就問李克農:「難道貴軍中得這種病的人很多嗎?」李克農一時語塞,只好編謊搪塞說是給當地百姓治病。[16]

中共20世紀30年代的性自由同樣危及了政權,不但有和蘇俄相同的社會瓦解問題,還使已婚的紅軍戰士軍心動搖,擔心參軍後妻子出軌、改嫁,影響部隊戰鬥力。而且,這種高度的性自由也坐實了其「共產共妻」的惡名。為此,蘇區才不得不頒佈了保護軍婚、限制離婚次數等政策。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邪靈的各種變異思潮自19世紀開始,在西方經過上百年蛻變、演進之後,終於在20世紀60年代首先在美國大規模登場。

20世紀60年代,在新馬克思主義和各種激進意識形態的影響和鼓勵下,邪靈操縱的各種社會文化運動在美國先後登場,如嬉皮士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激進運動、女權運動以及性革命思潮等。這些思潮、運動如洶湧的潮水,激烈地衝擊、腐蝕美國的政治體制、傳統價值體系和社會肌體,並隨即波及歐洲。西方的社會觀念、家庭觀念、性觀念與文化價值理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異。與此同時,同性戀「權利」運動也不斷高漲。這些都導致西方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不斷削弱和傳統家庭模式日漸式微。同時,社會的動盪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色情文化氾濫、吸毒現象蔓延、性道德崩潰、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社會福利群體擴大等。

1)鼓吹性解放

20世紀60年代發端於美國的性解放(性革命)及其隨後在全世界的迅速擴散,對人類傳統道德觀念,尤其是傳統家庭觀念、性道德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為了讓性解放在西方社會肆虐,邪靈經過了充份準備,尤其通過「性愛自由」運動(Free love,也稱性激進主義)為其鋪墊,逐步侵蝕瓦解傳統理念。從19世紀興起的「性愛自由」鄙視傳統家庭道德觀念,主張任何形式的性活動都應當不受干預,個人的性活動,包括婚姻、墮胎、淫亂行為不應受政府、法律制約。

傅立葉的追隨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諾伊斯首次提出「性愛自由」概念。

「性愛自由」在近代的主要推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者或深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者,如:英國「性愛自由」先鋒是社會主義哲學家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他也是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早期倡導人;該運動最知名的倡導者、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公開的社會主義者,也曾是費邊社成員,他聲稱道德不應限制人類本能的快樂,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為;法國「性愛自由」最主要的先行者阿爾曼(Emile Armand)早期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後來發展了傅立葉的烏托邦共產主義,開創了法國個人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鼓吹濫交、同性戀、雙性戀;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者弗來明(Chummy Fleming)是澳洲的「性愛自由」開拓者等等。

「性愛自由」運動在美國結出的一個重要果實,是1953年起家的色情雜誌《花花公子》。雜誌採用銅版紙,給人一種「藝術」的錯覺,再加上造價不菲的彩色印刷,傳統觀念中被視為下三濫的粗俗色情題材一下子躍入主流社會,成了「高檔」休閒雜誌。半個多世紀以來它把「性自由」的毒素擴散給全球普通民眾,肆意侵襲著傳統性道德觀念。

到20世紀中葉,隨著嬉皮士文化的流行和「性愛自由」觀念被普遍接受,性革命(也稱性解放)正式登場。「性革命」是共產主義精神分析鼻祖、德國共產黨員賴希(Wilhelm Reich)首次提出的。他將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結合起來,認為前者將人從「經濟壓迫」下解放,而後者將人從「性壓抑」下解放。另一位「性解放」理論的奠基人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他的口號「要做愛,不要戰爭」,在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運動中使性解放觀念深入人心。此後,隨著動物學家金賽(Alfred Kinsey)發表《人類男性性行為報告》和《人類女性性行為報告》以及口服避孕藥的普遍使用,性解放觀念在60年代紅遍西方。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學者發現金賽在所謂的人類性行為報告中,採用了誇大、過份簡化等等手法扭曲統計數據,使很多人誤以為婚外性行為、同性性行為等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對性解放、同性戀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7]

一時間「性解放」成為現代社會的時髦道德價值觀。在青少年圈子裏,放縱的性生活被視為正常,十幾歲的女孩若敢於承認自己是處女,會受到同伴的恥笑。資料表明,1954年至1963年之間達到15歲的美國人(也即60年代的青年)中,82%的人在30歲之前有過婚前性經驗。[18]到2010年代,結婚前仍為處女的新娘僅為5%;18%的新娘婚前有過10個以上的性伴侶。[19]「性」成為大眾文化的流行主題,以性描寫招徠讀者的「文學作品」充斥市場,「兒童不宜」的X級影片受寵於各大影院。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1)女權運動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

女權運動是共產邪靈利用來破壞家庭的另一駕輕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權運動(也稱第一波女權運動)18世紀發端於歐洲,主張婦女應當在教育、就業和政治方面享有與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紀中葉,女權運動的中心從歐洲轉向美國。

第一波女權運動發生時,傳統家庭觀念的社會基礎依舊強盛,這時的女權運動並不主張直接挑戰傳統家庭。當時影響力顯著的女權主義者,如18世紀英國的瑪莉烏絲東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紀美國的瑪格麗特芙樂(Margaret Fuller)、19世紀英國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都主張一般女性婚後應以家庭為主,女性的潛能主要是在家庭領域裏發展,女人充實自己是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別優秀的特殊女性,應該不受任何阻礙,自由發揮她們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較長短。

20世紀20年代後,隨著婦女選舉權獲得各國法律承認,第一波女權運動漸趨平靜。此後隨著大蕭條的衝擊和二戰的影響,女權運動基本偃旗息鼓。

與此同時,共產邪靈也早早埋下了摧毀傳統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觀念的種子。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在19世紀就為現代激進女權運動奠定了方向。被稱作女權主義之父的傅立葉宣稱婚姻把婦女變成了私有財產,歐文把婚姻詛咒為「邪惡」,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權主義者繼承並發展,如19世紀女權主義者萊特(Frances Wright)繼承了傅立葉的思想,主張實現女性的性觀念自由。英國女權活動家惠勒(Anna Wheeler)繼承了歐文的思想,激烈譴責婚姻把女人變成了奴隸等等。同時,社會主義女權活動者也是19世紀女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份,當時法國最有影響的女權刊物,如法國第一份女權主義日報《婦女之聲》(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婦女》(La Femme libre ,後更名為《婦女論壇》)、《婦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婦女評論》(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創辦者或是聖西門烏托邦主義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葉的追隨者。由於當時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緊密聯繫,遭到當局嚴厲審查。

我們看到,當第一波女權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同時,紅魔也同時安排了各種激進思潮衝擊傳統家庭、婚姻觀念,為隨後到來的更加激進的女權運動作了鋪墊。

第二波女權運動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隨後波及到西歐及北歐,並迅速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動盪不定的時期,伴隨著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各種激進的社會思潮紛紛抬頭。女權主義趁機以更激進變異的面目出現並風行世界。

奠定這一波女權運動第一塊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奧秘》,以及該書作者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發起成立的全國婦女組織(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該書作者從一個郊區中產階級家庭婦女的角度,激烈批評女性的傳統家庭角色,認為傳統的快樂、滿足、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是所謂「父權社會」塑造的迷思。她認為中產階級的郊區家庭是「美國婦女舒適的集中營」,受過教育的現代婦女應該跳出滿足於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實現真正的自我價值。[20]

數年後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主宰了全國婦女組織,繼承並發展了弗里丹的女權思想。她們認為女性自古以來都是被父權文化所壓迫的。她們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並主張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徹底變革傳統文化,在經濟、教育、文化、家庭諸方面進行全方位的「鬥爭」,實現女性的「平等」。

把社會按照某種方式劃分為受壓迫者和壓迫者,從而鼓吹「鬥爭」和「解放」、「平等」,這正是共產主義的核心要旨。傳統馬克思主義以經濟地位劃分人群,新女權主義則以性別劃分人群。

事實上《女性的奧秘》的作者貝蒂弗里丹並非如書中所暗示,是一個厭倦家庭瑣事的中產階級郊區家庭婦女。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熱維茨(Daniel Horowitz)於1999年寫了傳記《貝蒂弗里丹及其〈女性的奧秘〉的出籠》。他的調查揭示弗里丹從大學時期到上世紀50年代,一直是激進的社會主義活動家,曾先後擔任幾家由共產黨主導的工會組織喉舌報刊的專業記者,霍熱維茨並找到她當年寫的這些文章。她在伯克利加州大學期間加入共青團,並兩次申請加入美國共產黨,但美國共產黨沒有接受(因其黨外身份更能發揮作用)。她自己授權的傳記作者朱蒂函妮斯也不諱言她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21]

美國學者凱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紅色女權主義》一書中指出,實際上女權主義在20世紀初到60年代的美國並沒有沉寂。包括安東妮(Susan Anthony)、弗來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產主義背景的紅色女權主義作者,在這一時期為隨後到來的第二波女權運動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鋪墊。安東妮早在1946年就運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壓迫黑人作類比,指出男性同樣壓迫著女性。只是由於受麥卡錫反共影響,共產主義臭名昭著,她們從此閉口不談自己的紅色背景。[22]

在歐洲,法國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領第二波女權風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1941年她與共產主義者、哲學家保羅‧薩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創建了法國地下社會主義組織「社會主義與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e)。隨著60年代其女權主義聲名鵲起,她宣稱不再相信社會主義,只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

她主張「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雖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徵決定的,而性別(gender)則是在人的社會性的影響下後天所形成的一個自我認知的心理概念;認為女孩順從、乖巧、愛撒嬌、富於母性的「女性氣質」全都來自後天的「父權社會」精心設計的「神話」,為的是維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她主張女性衝破傳統理念,實現不受約束的自我。這種思想實際為同性戀、雙性戀、變性等等各類變異觀念提供了溫床。此後各類形形色色的女權思想層出不窮,基本都繼承了女性不平等來自於傳統「父權社會」的壓迫。因此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傳統家庭婚姻觀念是實現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礙。[23]

波伏娃認為婚姻讓女人受制於丈夫,「同妓女一樣令人噁心」。她同薩特保持終身情人關係而拒絕結婚,與此同時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愛情」,同樣的,薩特也擁有幾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愛情」。她的婚姻觀是當代激進女權主義者的主流態度。事實上,這種複雜混亂的性關係正是烏托邦共產主義先行者傅立葉19世紀所設想的公妻制。(接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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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ьниченко,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st/21/velikaya_oktyabrskaya_seksualnaya_revolyuciya/.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Наталья Короткая,“Эрос революции: “Комсомолка, не будь мещанкой – помоги мужчине снять напряжение!” https://lady.tut.by/news/sex/319720.html?crnd=68249.

[12] Paul Kengor, Takedown: From Communists to Progressives, How the Left Has Sabotaged Family and Marriage (WND Books, 2015), 54.

[13]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ьниченко,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st/21/velikaya_oktyabrskaya_seksualnaya_revolyuciya/.

[14] 夏侯:〈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性解放〉,大紀元新聞網,http://www.epochtimes.com/b5/17/4/9/n9018949.htm。

[15] 黃文治:〈「娜拉走後怎樣」:婦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階級革命──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歷史考察(1922~1932)〉《開放時代》,2013年第4期。

[16] 楊寧:〈八路軍為何大量購買治花柳病的藥品?〉,大紀元新聞網,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18/n10069025.htm。

[17] 揭露金賽報告學術造假的眾多學者中,比較突出的是萊斯曼博士的研究(Judith A. Reisman, Ph.D., Edward W. Eichel, Kinsey, Sex and Fraud: The Indoctrination of a People (Lafayette, Louisiana: Lochinvar-Huntington House, 1990)。知名醫學期刊《柳葉刀》評價其工作說:「朱蒂‧萊斯曼博士和她的同事摧毀了兩個金賽報告的基礎。」( 「Dr. Judith A. Reisman and her colleagues demolish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wo (Kinsey) reports.」)(「Really, Dr Kinsey?」, The Lancet, Vol. 337 (March 2, 1991): 547)

[18] Finer LB, 「Trends in Premarital Sex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2003,」 Public Health Reports 122(1) (2007): 73-78.

[19] Nicholas H. Wolfinger, 「Counterintuitive Trends in the Link Between Premarital Sex and Marital Stability,」 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 https://ifstudies.org/blog/counterintuitive-trends-in-the-link-between-premarital-sex-and-marital-stability.

[20]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63).

[21] 比如,從1946 到1952年,弗里丹擔任激進的聯合電器廣播和機械工會專業記者。歷史學家羅納德‧莎茨(Ronald Schatz)指該工會是美國共產黨領導的最大組織( “the largest Communist-lead institution of any kind in the United States”)。見Daniel Horowitz, 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 (Amherst,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0), 133. 1942-43年,弗里丹是共青團員 (同上,93)。弗里丹第一次申請加入共產黨是她在伯克利加大期間,見她的自傳:Betty Friedan, Life So Far: A Memoir (Simon & Schuster, 2000), 57-58。弗里丹第二次申請加入共產黨是1944年,見Daniel Horowitz, 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 93。函妮斯稱弗里丹大學時代就成為馬克思主義信徒,見Judith Hennesee, Betty Friedan: Her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9), 26. 更多關於弗里丹的共產主義背景介紹,請參考:David Horowitz, “Betty Friedan’s Secret Communist Past,” Salon Magazine January 1999, http://www.writing.upenn.edu/~afilreis/50s/friedan-per-horowitz.html ;以及Joanne Boucher, “Betty Friedan and the Radical Past of Liberal Feminism,” New Politics, vol. 9, no. 3, http://nova.wpunj.edu/newpolitics/issue35/boucher35.htm#n32.

[22] Kate Weigand, Red Feminism: American Communism and the Making of Women’s Liberation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