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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治正確──魔鬼的思想警察

共產黨國家對人民的思想言論實行最嚴厲的管制,這一點已經眾所周知。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西方國家出現了另外一種形態的言論思想管制,這個打著「政治正確」旗號的思想警察,堂而皇之地橫行於教育、媒體和社會各界,成為箝制人的思想和言論的工具。儘管很多人已經感到它的邪惡的控制力,但尚不了解其意識形態根源。

「政治正確」一詞和「進步」、「團結」(solidarity)等詞語一樣都是共產黨的黨話,其最表層的含義是指不要使用對少數族裔、婦女、殘疾人和一些特殊人群帶有歧視色彩的語言,比如要稱呼「黑人」為「非洲裔美國人」,稱呼印第安人為「美洲本土人」,稱呼非法移民為「沒有身份證件的工人」等等。「政治正確」更深一層的含義是,把人群按照「受壓迫」程度分成等級,「受壓迫」最深重的要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和禮遇。這種不問個人品行和才能、只問人群歸屬的「唯成份論」被稱為「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現在在美國和西方大行其道。按照這種邏輯,黑人女性同性戀者,同時佔有了被壓迫種族、被壓迫性別和被壓迫性取向三重身份,因此在「政治正確」的排行榜上居於前列,而性取向正常的白人男子反而成為逆向歧視的對象。這和共產黨國家把人按照財產分成階級、「紅五類」、「黑五類」,消滅打壓地主資本家,把知識份子說成「臭老九」,歌頌「貧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如出一轍。

某些群體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不高,有非常複雜的歷史原因,包括社會原因和其自身的原因,絕非一句「被壓迫」就可以簡單概括。「政治正確」人為地給思想劃定界限,「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武斷地給人扣上「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同性戀恐懼者」、「伊斯蘭恐懼者」的帽子,使本應該有自由研討之風的大學成為禁錮思想的場所,使全社會噤若寒蟬,無法嚴肅討論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課題。某些團體以「政治正確」為名,進一步擠壓傳統宗教的空間。更有甚者,很多國家就所謂「仇恨言論」立法,或者擴大原有的「仇恨言論」概念,用法律形式把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固定下來,逼迫學校、媒體、互聯網公司和個人就範。這是向共產黨國家對言論嚴厲管制邁出的一大步。

2016年總統大選後,美國社會進一步撕裂,除了在各大城市爆發的遊行以外,侵犯言論自由的現象頻頻出現。2017年9月,一位保守派作家應邀到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演講,安提法(Antifa)組織揚言要挑宗暴力衝突。伯克利警方嚴陣以待,出動三架警用直升機,當晚的安全保衛支出就超過60萬美元。[12]記者問一位前來抗議的年輕學生,「你怎麼理解第一修正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這位學生脫口而出,「第一修正案早就過時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64年學生運動開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爭取言論自由運動」。如今時過境遷,左派搶佔了話語權,就開始剝奪其他人的正當的聲音。

2017年3月,美國政治學家查理斯莫瑞(Charles Murray)應邀到弗蒙特州的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演講時遭暴力襲擊,陪同他的一位本校教授被打傷。2018年3月,賓州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維克斯(Amy Wax)因發表了所謂不符合「政治正確」的言論而被停職。[13]還有某些打著法律幌子的團體以反對「仇恨言論」的名義,給很多正常的社會組織貼上「仇恨組織」的標籤。此外還發生了多宗保守派學者、作家等出席的活動被威脅停辦的事例。[14]

左派對言論自由的干擾絕不是民眾之間的正常論爭,而是共產邪靈在利用具有壞思想的人並煽動不明真相的人扼殺正義的、至少是正常的聲音。政治正確的實質是用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的道德標準;它是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會主義遍及歐洲

「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組織起源於1889年恩格斯創立的第二國際。當第二國際成立之時,全球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政黨超過100個,而作為執政黨角色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有66個。如今的「社會黨國際」名稱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1951年,由世界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工黨、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組成。

歐洲遍地都是第二國際留下的社會主義政黨,很多還是所處國家的執政黨。最初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有主張暴力革命的列寧和主張漸進式改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社會黨國際」中,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基本上同義,都主張或標榜社會主義是取代資本主義的新制度。目前「社會黨國際」有各類成員和組織約160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國際性政黨組織。

活動於歐洲議會的歐洲社會黨也是「社會黨國際」的聯盟組織之一,其成員是歐盟及周邊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它也是歐洲議會內的一個政黨團體,於1992年成立,其成員分佈在絕大多數歐洲機構內,包括歐洲議會、歐洲委員會、歐盟理事會、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地區委員會。目前擁有來自28個歐盟國家和挪威的34個政黨成員、12個準會員和12個觀察員,共58個政黨,可見其活動範圍之廣。歐洲社會黨自己宣稱的主要任務是:加強歐盟內部和整個歐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運動,同時發展各國成員政黨、成員政黨議會黨團、歐洲社會黨黨團和歐洲社會黨本身的緊密合作關係。簡單來說就是大力推行社會主義。

瑞典執政黨「瑞典社會民主工黨」公開宣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其理論指導。在其執政的數十年中,主張平等與福利的「社會主義」理念。其黨史展覽室裏至今高懸著馬克思、恩格斯的畫像。

英國工黨的指導思想直接來源於「費邊社會主義」。如前文所述,費邊社會主義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變種,強調以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至共產主義的轉折,同樣是鼓吹高稅收、高福利等社會主義理念。英國工黨最近幾十年來屢次成為英國執政黨,也一直在推行著費邊社會主義的那一套。

英國共產黨也一直積極參與、影響英國政局,並有自己的黨報《晨星》。英共建立於1920年,在英共鼎盛時期也曾經有共產黨議員通過競選進入英國下議院。最近的英國大選一開始,英共突然宣佈,支持目前以某左翼政治家為首的英國工黨競選。

一位工黨重要人物四十餘年如一日地「主張國有化,主張社會主義」。2015年9月,他以得票近60%的壓倒性優勢當選工黨黨魁。他長期高調參與同性戀、雙性戀、跨性者等社團權益的活動。當被BBC記者問到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時,他說:「他(馬克思)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博覽廣讀,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他讚揚馬克思是「偉大的經濟思想家」。

法國的社會黨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是法國最大的中左翼政黨,還是社會黨國際、歐洲社會黨成員。該黨自稱是社會主義政黨,該黨總統候選人在2012年被選為法國總統。法國2017年的新選總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坦承自己是毛主義者,張口閉口毛澤東、鄧小平語錄,革命、長征、文化革命等詞隨手拈來。

意大利的老牌共產主義者葛蘭西不光在1921年建立了意大利共產黨,還擔任該黨總書記。意共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一直十分活躍,很長時間保持著第二大黨的位置。1991年改名為意大利左翼民主黨。

歐洲的另一個大國德國也不例外。德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鄉,20世紀影響很大的新馬克思主義流派「法蘭克福學派」亦發源於德國。

其它歐洲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有十分活躍的共產主義政黨,影響力都不可忽視。整個歐洲,不只東歐國家是共產主義佔主導地位,北歐、南歐、西歐各個非共產政權國家其實也都是在有意或無意中推行著共產主義的理念或制度。歐洲淪陷並非危言聳聽。

10. 我們為甚麼會上魔鬼的當

美國社會學家保羅霍蘭德爾(Paul Hollander)在《政治朝聖者》(Political Pilgrims, 1981)這本書裏,講述了眾多到史太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卡斯特羅時代的古巴的政治朝聖者。這些青年知識份子成批地湧進上述幾個國家。雖然在這些國家的某些不為人知的地方,正發生著駭人聽聞的暴行,這些朝聖者們歸來之後,仍然熱情地撰文著書讚美社會主義制度。[15]

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世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所到之處全都伴隨著暴力、謊言、戰爭、飢荒和暴政。問題是:為甚麼還有那麼多人心甘情願地幫助這個魔鬼散佈謊言,甚至成為它的馴服工具呢?

就美國而言,不同時代的人被共產主義吸引有不同的動機。最早的美共黨員很多是移民,他們經濟地位低下,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受自己母國(大多是俄國、東歐國家)影響加入共產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後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影響大幅度上升,西方思想界急劇左轉。很多知識份子到蘇聯參觀,回來著書立說,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其中包括某些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作家、藝術家、記者等等。「嬰兒潮」一代人在60年代進入大學,他們在戰後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社會關懷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誤導到反戰、女權等運動上。比他們更年輕的一代人在學校裏接受的已經是高度左傾的教學內容,因為他們的老師就是「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共產主義的「體制內長征」開花結果,開始了在體制內的長盛不衰、自我繁殖。

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長達37年的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揭露共產主義的專著《欺詐大師》(Masters of Deceit)一書中,歸納了五類共產主義分子:公開的共產黨員、地下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同路人、機會主義者(為謀求私利而支持共產黨者)、上當受騙者。[16]其實,除了極少數極端邪惡頑固的共產主義分子,絕大部份的共產黨員又何嘗不是上當受騙者?

美國記者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對於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里德是被埋葬在克里姆林革命公墓的三個美國人之一,本身就是共產主義活動家。他對十月政變的記敘,並非對事件的客觀報道,而是精心策劃的政治宣傳。斯諾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他在1936年提交給中國共產黨人的採訪提綱起碼包含了十多個方面的問題,涉及外交、抵禦外敵入侵、對不平等條約和外國投資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後來毛澤東與斯諾在陝北窯洞的談話就始於對提綱的回答,「這是中共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進而向世界呈現了一個與時俱進、公開透明、開誠佈公的中共形象。」年輕、輕信的斯諾被老謀深算的中共當成一個工具使用,把精心編織的謊言傳播到全世界。

別澤門諾夫回憶了自己作為克格勃特工期間,是如何接待來訪的國外「友人」的。他們的行程都是蘇聯情報部門安排的,參觀訪問的教堂、學校、醫院、幼兒園、工廠等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有的人都是共產黨員或者是「政治上」靠得住的人,而且事先經過培訓,確保按照統一口徑說話。他舉過一個例子,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一家主要雜誌《看》,派記者到蘇聯採訪,拿回去的所有材料,包括圖片和文字,都是蘇聯的情報機構為其準備的。記者不加甄別地在美國發表,幫助蘇聯欺騙誤導美國民眾。別澤門諾夫說,很多記者、演員、體育明星到蘇聯參觀訪問,受到蒙蔽和欺騙,這是有情可原的。最不可饒恕的是很多西方的政客,為了個人的身名利益,罔顧事實,配合蘇共編織並傳播謊言,是徹頭徹尾的道德墮落。[17]

弗萊德施瓦茨博士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一書中,分析了為甚麼往往是一些家境優裕的年輕人傾心共產主義。他列舉了四個理由:第一,對資本主義制度感到失望;第二,唯物主義哲學;第三,知識的傲慢;第四,未得到滿足的宗教需要。「知識的傲慢」是指那些十八九歲、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對真實的歷史一知半解,在反權威心理的驅使下,反感一切關於傳統、權威、民族文化的「說教」,最容易成為共產主義宣傳的受害者。「未得到滿足的宗教需要」是指,每個人都有一種宗教衝動,想要為了一個超越於個人之上的更大的目標而努力。但是學校灌輸的無神論和進化論使其無法從傳統宗教中得到滿足,共產主義的那一套漂亮的「解放全人類」的說辭乘虛而入,恰好起到了替代性宗教的作用。[18]

知識份子容易受到激進意識形態的欺騙,這個現象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的《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深刻地指出,20世紀的知識份子一方面嚴厲批評傳統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對共產黨國家的暴政和殺戮高度容忍、視而不見。他認為,這些左派知識份子虛偽、獨斷專行,並富有非理性的狂熱,他們把左派意識形態抬高到世俗宗教的高度。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一書中,分析了從盧梭以降十幾位知識份子的生平和激進的政治觀點(包括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約翰遜發現的一個致命的弱點是傲慢的自我中心主義。[19]美國知名經濟學家托馬‧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知識份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也以大量事例,指出知識份子的理智的狂妄。

這幾位學者的分析各有見地,但我們想指出知識份子容易受騙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它不屬於任何人類社會的傳統文化,由於其有違人的本性,也不可能由人自發推演出來,只能從外部灌輸。在無神論、唯物論的影響下,現代社會的學術界和教育界普遍背離了對神的信仰,一味迷信科學和人的所謂「理性」,輕易地成為魔鬼意識形態的俘虜。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開始大規模入侵美國教育,加上左派媒體的狂轟濫炸、教育的弱智化及很多年輕人沉迷於電視、電腦、網絡、社交媒體、電腦遊戲,在這些因素交相作用下,年輕一代很多人變成了知識貧乏、視野狹窄、缺乏責任感和承受能力的「雪花人」(snowflakes)。經過幾代人的灌輸,被徹底洗腦的人,即使見到、聽到真相,也會用扭曲變異的思想進行分析。換句話說,共產黨謊言形成了一層起隔離作用的薄膜,讓這些人與真相絕緣。

魔鬼為了欺騙世人,全方位地利用愚昧、無知、自私、貪婪、輕信這些人性的弱點,同時也利用了人的理想主義和對美好生活的浪漫幻想,這是最可悲的。其實,共產黨國家並不像那些對共產主義抱有幻想的人想得那樣羅曼蒂克,如果他們到共產黨國家真實地生活一段時間,而不是走馬觀花式地參觀旅遊,他們自己就會發現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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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魔鬼對西方的滲透呈現出極為複雜多樣的面貌。只有從具體現象上超脫出來,站在一個更高的立足點,才能看清魔鬼的真實面目和真實目的。

魔鬼能夠得逞,其根本原因是人遠離了對神的信仰,放鬆了道德的約束。只有回歸對神的信仰,淨化心靈,昇華道德,才能擺脫魔鬼的控制。如果整個社會都能夠回歸傳統,魔鬼將再也沒有容身之地。#(本章完)

[12] 「Antifa protests mean high security costs for Berkeley Free Speech Week, but who’s paying the bill?」 Fox News, September 15th, 2017,  http://www.foxnews.com/us/2017/09/15/antifa-protests-mean-high-security-costs-for-berkeley-free-speech-week-but-whos-paying-bill.html.

[13] 「Penn Law professor loses teaching duties for saying black students 『rarely』 earn top marks,」 New York Daily News, March 15, 2018,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law-professor-upenn-loses-teaching-duties-article-1.3876057.

[14] 「Campus Chaos: Daily Shout-Downs for a Week,」 National Review, October 12, 2017,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campus-chaos-daily-shout-downs-week-free-speech-charles-murray/.

[15]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 J. Edgar Hoover, Masters of Decei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81-96.

[17] Tomas Schuman (Yuri Bezmenov), No 「Novoste」 Is Good News (Los Angeles: Almanac, 1985), 65-75.

[18]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44-52.

[19] 例如,約翰遜指出,法國共產主義者、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是一個「登峰造極的利己主義者」。參見:Paul Johnso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9), 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