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倆(編註:作者和上海老廚師)言語上有些溝通障礙,以下的對話是我和他比手畫腳「聊」出來的。字句即使有些差異,原本的意義絕對沒有扭曲。

「你匯錢回去,家人能收到嗎?」我關心地問。

「有!有!」師傅篤定的點著頭。

「你怎麼確定的?」我怕他被人「坑」了。

「他們在信上寫的。」

「咦,你不是不識字嗎?」

「中國城裏多的是『代書』,替我讀信、寫信。」

「你家人能全數收到你匯回去的錢嗎?」

「他們信上只說收到錢,沒提是收到多少。」師傅想了幾秒鐘才回我。

「但是最近兩年來,我兒子沒空寫信,要隔好幾個月才收到我老婆的一封家書。」師傅接著說。

「那她信上怎麼說?」

「說我兒子現在在外地學習,不准與海外通信。我老婆也不識字,只是要『代書』轉告,說大家都平安。」師傅的眼眶有些紅。

聽了不敢接腔,怕傷了他的情緒,他兒子顯然被「下放」啦!因為這是1970年(文革的第四年),全大陸由上而下,正是一片血雨腥風之時。師傅的家屬有「美帝」的海外關係,怎麼可能不遭迫害,況且,他說不定不了解「在外地學習」的真實意義。

在這兒也讓我想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在台灣受教育的那十幾年,老總統蔣中正經常在各節慶發表文告,一貫譴責毛記政權讓「大陸同胞」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現在看起來,老總統的用字還太客氣了一些。

我自己身陷大陸的親戚們是屬於被中共踩在腳底下的「黑五類」份子,對他們而言,毛澤東當「皇帝」的那三十年,正是親戚們被扔到煉獄中,過著那「生不如死」的一萬一千多個苦難日子之時!許多親戚甚至於被剝奪了小學畢業的基本教育人權,簡直與文盲差不了多少!

後來我就不敢再主動和師傅聊他家鄉的事了,我想他回紐約市的中國城時,必定也會聽到朋友們談到那災難的「文革」。但是他的家人是有「僑匯」的,對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共政權,應該還有壓榨與利用的價值,老共不至於笨到「殺雞取卵」罷!

餐廳裏的其他角色

講到師傅替我打抱不平的往事之前,得將餐廳裏的其他角色簡單地介紹一下。

羅西梅亞餐廳是羅西梅亞家族經營的,傑若德與羅西梅亞太太(在此簡稱為老羅與羅太太),加上他倆的獨子小傑若德(年約二十,在此簡稱為小傑),都在餐廳當差,老羅是經理,羅太太負責收銀,小傑另有工作,晚上在酒吧做兼職酒保。

大廚休假時餐廳由老羅親自主廚,羅太太收銀之餘,也負責管理旅社營運。
大廚休假時餐廳由老羅親自主廚,羅太太收銀之餘,也負責管理旅社營運。

老羅懂廚藝,大廚每月有兩天休假,會開車回紐約市,餐廳就由老羅親自主廚。羅太太收銀之餘,也負責管理旅社之營運,指揮雜工們做工。小傑的酒保工作只做到晚上十點左右。十點以後老羅就變身為酒保,與酒客們(許多是每晚的常客)打鬧成一片,直到清晨一、兩點。

老羅是個工作狂,洗碗工因為低薪而流動量大,常見洗碗工「不告而別」時,老羅就捲起袖子掛上圍裙,自己在廚房裏揮汗洗碗。後來才得知,老羅與羅太太早已離婚,只是分財產時餐廳不易切割,乃貌合神離地共同經營而已。

餐廳裏除了我們這幾個外地來打暑期工的大學生之外,有一位名叫葛蘿麗亞的常設女侍,她是當地人,單身(或是離了婚?),年紀比羅太太只年輕個幾歲而已,她也是管理打暑期工的學生們之首席女侍(Head Waitress),負責分配我們的工作。

晚上十點餐廳打烊後,常見她在酒吧間裏拼命灌酒,因為老羅讓她每晚有幾杯免費的雞尾酒可喝。有次她喝醉了,滿臉通紅地在酒吧間發酒瘋,時值午夜,老羅無奈之下,只得把兒子小傑叫回餐館,父子倆架著她出去,在喧囂聲中她被塞進自己車子後座,由小傑開車送她回家。我們幾個住在餐廳旁男生宿舍裏的工作人員全被她吵醒,一起擠在宿舍窗口後面看熱鬧,幾十年來還印象深刻。

1970年暑期在羅西梅亞餐館作工的東方人,除老廚師與我之外,還有一位腦袋有問題的日本人阿比(Abe)。現在回想起來,「阿比」應該就是與那個死不承認1937年12月有「南京大屠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本家,是日本的姓氏之一,只是當時我們都把「阿比」當作「名」而已。阿比是旅館的雜工,他可以接受老羅的指使做事,拿著工具在旅館煞有其事的敲敲打打,修這修那的,但是他目光呆滯,還成天不停地自言自語,對著空氣指手劃腳,蠻嚇人的。還好他沒有「攻擊性」,沒惹事生非,但打工的學生們都被他的瘋勁兒嚇得敬而遠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