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吟霞與郝一澤母子二人,原本只想自食其力做個守法公民,不曾想,生活與中共的公檢法纏在了一起,人生路拐進了看不到頭的岔道。

自行車惹的禍

李吟霞的兒子郝一澤是擁有雙學士學位的電子工程師。因為一連丟了三輛自行車,他把自行車鎖在樓道欄杆上。2006年2月26日,鄰居遛狗時,嫌自行車礙事,踹壞了自行車,郝一澤出來質問,頭被打出一個大包,鄰居稱自己也受傷了。

後來他們得知,這位鄰居是警察,「你是沒和警察打過交道,抬手就打,這是(中共)警察的習慣性動作,他們打人已成職業習慣了。」李吟霞說道。

一年半後,2007年9月,郝一澤被提起公訴,罪名是「故意傷害」。李吟霞表示,這完全是對方利用關係整人,打郝一澤的這位p鄰居是交管局事故調查科科長,和武長順關係很好,其兒子是某局長的司機。

2008年4月,案件原本被檢察院退回公安局要求撤案,但天津紅橋公安分局並未撤案,因為「劉克建局長發話了:『娘倆不進去一個不撤案!』」,郝一澤在網上投書說。結果李吟霞在2009年8月份被拘留後,公安局才於2009年9月撤案。

後來,案件變得一團糟,牽涉多個政府權力機關:區公安分局、兩個區檢察院、兩個區級法院、市中級法院、天津高級法院,還有政法委。

天津紅橋區法院告訴郝一澤,「案件法院沒判,你去找天津市紅橋區檢查院」;天津市紅橋區檢查院則說,「案件早就退到公安了,你找公安去」;找公安,紅橋公安分局不管,找到市局和公安部,都說,「要法院判決書,法院怎麼判我們就讓他們怎麼執行」。

公安局告訴監控他們母子的人,郝一澤「被判一緩三」;派出所也到處說他「被判三緩三」;郝一澤到國家信訪局查詢到了在天津一中院的案件號,按照此案件號到一中院去查詢,天津一中院告訴他:「被判了兩年實刑,已執行完了」,可是一查被判刑人的名字,一中院的回答是:「這個案件判的是北辰區一個姓劉的人」。而且無論是哪種判決結果,郝一澤從未收到任何結案的法律文書。

「不要一分錢,只要求公檢法三家依照刑事訴訟法補齊我的司法文書,還我一個公平,儘快讓我和家人過上正常人的生活。」郝一澤在其博客中寫道。

因為這宗案件,郝一澤數次被工作單位解聘,無法正常工作,沒有經濟來源。為了過上正常的生活,母子二人輾轉於各級公安局、各級檢察院、各級法院、各級人大、信訪與政法委反映問題,給區委書記下跪乞求,也給各級官員寫信申訴。

一次,郝一澤去紅橋區人大反映案情,警察隨後也到了。「四個警察兩人提胳膊兩人提腿,把我從四樓拖了出去,幾個人把我高高地扔在地上,摔得我三個星期沒起來床。」 郝一澤在博客上寫道。

2008年1月14日,郝一澤按紅橋區檢察院的要求去那取一份「答覆」,上樓時被法警攔住,郝一澤解釋是門衛讓他去五樓申訴科取材料,結果被法警從二樓推了下去,尾骨被摔殘。他這邊剛摔下樓,那邊警車就到了,警察把他們母子二人帶到西於莊派出所。

在派出所,「所長袁藝帶領3個警察罵我母親打我母親,揪著我母親防寒服的帽子轉我母親,轉得我母親頭暈眼暈,防寒服的拉鎖卡著我母親的脖子,憋得我母親連氣都喘不上來,脖子全是血印,差點勒死了,至今嗓子還天天難受。警察又揪著我母親的頭髮用腦袋撞牆,警察玩命用膝蓋壓我母親的小腹,我母親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尿血⋯⋯」郝一澤寫道。

2009年8月13日,李吟霞去天津市高級法院反映問題,法院的回答是:「案件我們管不了!拘你我們能做到,只要你有一口氣我們就能把你送進拘留所,曹莊子拘留所的所長是從我們法院調去的!」

轉天,李吟霞與一些有冤案在身的民眾來到天津高院前,要求他們懲治腐敗,依法辦案,結果被抓到了拘留所。李吟霞被打得頭和耳朵流血,高院的法官對上訪的人高喊:「那個殘疾人(指李吟霞)都被我們拘了,誰再來這我就拘誰。」

在拘留所,她被要求脫光衣服「檢查」,被強迫做奴工插絹花,幹不完不讓吃飯。李吟霞有青光眼,視力不好,做出來的產品不合格,於是被罰蹲,一蹲幾個小時,怎麼求管教也不行。還讓她兩隻手托著點燃的蠟燭,蠟燭淚不斷地淌到手上,被燙出水泡。

「我特別能理解在監獄裏招供的人,只要是人,沒誰能抗過去。」八年過去,李吟霞心有餘悸。

「判不了拖死你」

八年上訪,問題沒解決,「被打、被罵、被監控、被恐嚇就是家常便飯了」,「居委會主任時常堵在樓門口坐著」,出門時總有人尾隨其後。

上訪多年的經歷,讓郝一澤發現,「國家信訪制度就是一個大騙局,只要權力違法了,就交給信訪保著。」

區政法委書記告訴郝一澤,他和誰聯繫,說甚麼,無論是用手機,還是在網上,他們全知道。這位書記甚至挑明了說:「判不了拖死你,愛哪告哪告去。」

後來,郝一澤在博客上悲憤地寫下這樣一句話:「上訪的路鋪滿了無數的冤魂和白骨。」

「在國外弄死你們,比在國內還容易」

再後來,就不只是監控了。

2015年9月28日,居委會來人騷擾。李吟霞表示,自己「打了一百多次110報警」,也沒人理,警察告訴他們,居委會是政府的人,管不了,「讓我們自己注意點」,李吟霞只能忍下。

「媽媽,我要出事,您得有思想準備。」第三次接到「活埋」的威脅後,郝一澤告訴李吟霞。

不想與黑龍江慶安訪民徐純合有同樣的遭遇,不明不白地被警察開槍打死,他們決定出國。

2015年10月末,李吟霞與郝一澤逃到泰國。

郝一澤向聯合國難民署申請政治庇護,不料庇護申請卻被拒了。

申請庇護被拒原屬正常,畢竟不可能每一位申請人都獲得庇護,但聯合國難民署給他的拒絕理由,他們無法接受。郝一澤提出上訴,「要求查看面談當天的錄音錄像」,他表示,聯合國的拒批理由(c)中提到的一些內容,「我根本也沒說過。」郝一澤仍滯留在泰國。

李吟霞感覺他們被算計了,在泰國、在聯合國難民署,總有中共國安特務的影子,「國安做了個套讓我們往裏鑽」。

難民申請被拒後不久,李吟霞的兩張銀行卡都取不出錢了,一張顯示「密碼錯誤」,另一張「信息不全」。

去泰國時,李吟霞帶了兩張銀行卡:一張退休金卡,另一張存了十幾萬人民幣。她確信是中共凍結了她的銀行卡。「我退休這麼多年,月月取工資,怎麼可能記不住密碼呢?」

銀行卡被凍結,一分錢也取不出來,想向親戚求助,國內的親戚也受到中共的恐嚇,親戚告訴她,「不要回國,回國會被抓」。她只得在街頭撿廢品賣維持生計。

後來,因為找不到適合存放廢品的地方,廢品也賣不成了。這時,李吟霞的青光眼又發作了。

2017年4月19日,在朋友的幫助下買了機票,李吟霞去了馬來西亞。4月26日,她向駐馬來西亞的聯合國難民署遞交了政治庇護申請。

李吟霞表示,那天有很多人申請政治庇護,其他人當天都拿到了保護信,唯獨她沒有得到。中國翻譯給她的解釋是,「中國沒有戰爭和飢荒,所以沒有難民,更不接受政治庇護」,讓她回去等。之後,她每天去馬來西亞聯合國難民署去詢問,每次翻譯都告訴她沒可能。

在馬來西亞的申請庇護的路也被堵死了。李吟霞在馬來西亞街頭乞討,討了一些錢留給在泰國的兒子後,回到大陸,她知道自己會遭遇甚麼,但別無選擇。

回國的幾個月中,她幾次被警察「請去喝茶」。國安警察得意地警告她:「在國外弄死你,比在國內還容易。」

2017年末,李吟霞輾轉逃離中國來到海外。

一次審問中,李吟霞發現一件蹊蹺事:國安警察的手裏,竟然有泰國聯合國難民署給他兒子郝一澤的拒批文件,她自己在馬來西亞申請難民的材料也在國安警察手裏。

她想不明白:國家安全局如何能得到他們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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