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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記憶當中,我看到過這麼一件事,有一個偷東西的人被抓了。那時候我大概也就是七八歲的樣子,就跑到大隊部去看熱鬧。那個偷東西的人在經過了一番急風驟雨的審訊之後,有人給他的頸項掛上了一塊牌子,牌子寫的甚麼我已經記不清楚了。然後這個人被民兵押著,走街串巷地去被「遊街」。

這是幾十年前的事情,從我這個年齡往上的人,應該不陌生。現在的中國大陸還有沒有呢?這種「遊街」的場面已經看不到了,中共不這麼做了。但是大家不要誤會,中共不這麼做並不是說它改好了,而是這種「遊街」的影響面太小了。它採取了另外一種方式:電視認罪!

根據國際組織「保護答辯人」(Safeguard Defenders)的年度報告披露,中共警察強迫多個受到國際關注的人在電視上認罪。報告中引述了彼得・亨弗瑞(Peter Humphrey,中文名:韓飛龍)的直接指證說,中共答應不會播出有關的片段,但是之後,中共把它的承諾全部撕毀。中共不僅照樣播出了亨弗瑞的認罪懺悔的片段,而且還把他這個片段當作了犯罪證據。

亨弗瑞介紹,有的疑犯在認罪時不「入戲」,還要被要求重新錄製。甚麼叫「入戲」呢?大家知道戲劇本身很多是虛構的,演員在演戲的時候,就要進入到那種預設的情境當中,這其實是對影視演員的一種要求。那中共認為的「入戲」是甚麼呢?當然是被錄片段的人要表現得真實一些,讓人覺得是自願的行為,說出的內容要讓人覺得可信。

《華爾街日報》引述這份報告指出,警察在給亨弗瑞錄製片段之前,先給他吃了一顆鎮靜劑,然後幫他穿上了一套橙色的囚服。接下來面對著中共官方媒體的攝像機鏡頭,讓亨弗瑞承認自己犯下了過錯,表示懺悔。之後,亨弗瑞被關到了上海市郊的一所監獄。亨弗瑞指出,中共在「刻意欺騙我」。

「保護答辯人」還有另一份報告《劇本和策劃:中共強迫電視認罪的幕後》,對2013年到2018年播出的45條電視認罪畫面進行了分析。他們採訪了十多位受害者、家屬和律師,這些人都表示,在被中共要求錄製片段時,要一字不差地背誦出別人事先寫好的「詞」;要按照「導演」(中共警察)的指示,調整自己的語速和面部表情,甚至要流淚哽咽。如果它們對錄製的結果不滿意,還要不斷地重新錄製。

報告中指出,至少有五家大陸和香港的傳媒機構參與了這些認罪片段的錄製過程。在錄製當中,採訪者使用警方提供的提問腳本,目的是通過對警察和評論員的採訪,描繪出嫌疑人有罪的形象。換句話說,就是圍繞著「有罪」來設定問題,最後得出的結論一定是「有罪」的。

有人可能會覺得奇怪,你如果沒有罪,為甚麼要答應中共的這種要求呢?不可以拒絕嗎?如果不了解中共有多邪惡,這樣的疑問可能會有。大家都知道709大抓捕事件,被中共最先抓捕的人權律師王宇介紹,當年10月的一個半夜,她被兩名警察告知,她16歲的兒子也被抓了。

王宇看到了兒子在看守所的照片,下方還寫著「犯罪嫌疑人」幾個字時,當時就暈了過去。後來警察跟她說,只要錄製一個片段給公安部領導看,就可以救她的兒子,並且承諾不會對外公開。

警察在拍攝時使用的是平時審訊用的電腦攝像頭,直到王宇獲得自由後,她才從父母和朋友的口中得知,她已經上了中共的官方電視。王宇說:「孩子是我的一切,當時那種情況,也許我只能選擇那樣做。」

我們看到,在709大抓捕當中,王全璋律師被抓1000天了,到現在沒有任何的音信。我們不知道王全璋遭遇了甚麼,但是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家人遭遇到了甚麼樣的流氓對待。可以想見,中共對自由人可以採用流氓非法的手段,那麼對一個被關押、失去自由、與外界隔絕的人會怎麼做呢?

當一個人被反反覆覆地進行各種精神和肉體折磨,甚至用家人的生命安全來威脅的時候,往往不得以而為之。流亡美國的維權律師滕彪對美國之音表示,「強迫公開認罪比肉體酷刑更痛苦。」

中共的電視認罪其實並不是近期才使用的,早在1999年的時候,中共就已經無數次地用在了法輪功學員身上。江澤民為了達到他「三個月消滅法輪功」的邪惡目的,曾威逼強迫一些法輪功學員也這麼做。

中共想利用現在的科技,製造更大的影響,對周圍的人形成震懾力。就是「殺雞給猴看」,製造寒蟬效應。這是它對人的一種懲罰方式,也是中共製造恐懼的一種典型方式。

不過中共和江澤民都沒有想到,再怎麼邪惡、強制的製造恐怖,它的目的始終沒有達到。我們看到那些被迫「電視認罪」的法輪功學員們,很多都做了聲明,在壓力下所說所做的一切作廢。那些被迫認罪的律師們,有的已經重新走回了維權的隊伍當中。

這說明甚麼呢?中共再怎麼強制高壓,也無法改變人心,改變不了人的信仰,人們倒是從這樣的事情當中看到了中共的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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