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外界預期中的「習李體制」意外的被「習王體制」取代。全無紀檢履歷的王岐山雖然在政治局七常委中排名第六,卻成為實際二號人物。

然而,十九大的一場習、江激鬥,作為「習思想」寫入憲法和習家軍佔領政治局的代價,王岐山與「兩張一劉」三名同樣在「七上八下」潛規則下年齡踩線的江派常委「抱團下野」,齊刷刷退出權力核心。習近平雖然大權在握,但「習王體制」卻因此變成了習的獨角戲。

正當外界猜測如何命名這個「非習李」也「非習王」的特殊時期時,王岐山卻在習近平的強力推舉之下迂迴逆襲成功,出任國家副主席。「習王體制」以一種似曾相識的樣貌再度出現。

但這一新樣子與舊貌早就形似神異,所以筆者權且稱之為「後習王體制」。

與「習王體制」比較,「後習王體制」至少有兩個特點:

其一,是習、王之間的天平,已大大向習近平這邊傾斜。

在「名」的層面,「習思想」以冠名方式寫入憲法、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令習近平「勢大漲」。在「實」的層面,中共政治局裏習家軍人頭湧動、軍改確立習的「槍桿子」威權,又令習近平「權攀頂」。而無論怎樣,現在的王岐山已變成一名中共普通黨員,國家副主席的能量大小都要拜習近平賦權多少而定。

過去的「習王堪比肩」變成了差距明顯的「習大王小」。

其二,習、王面對的內外部環境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從「內憂為主」變成了「內憂外患」。

所謂「內憂」,指的是作為習的政治對頭江澤民的勢力和國內經濟、金融危機。在習、王聯手打虎之下,大量江家馬仔被關進了虎籠,政治局七常委中,江家勉強還有一個韓正留存,但已基本成不了氣候。

所以,對習而言,關鍵問題是能否走出直擊江家老巢、收拾江澤民與曾慶紅的一步大棋。而底下的一堆蝦兵蟹將,甚麼時候處理、如何處理,已經不是特別要緊的問題。

而國內經濟、金融危機早已外顯多時,拖延越久,危機爆發的衝擊力就越大。但這個問題,目前並未看到好轉的跡象。

所謂「外患」,指的是以中美貿易戰為主體的外部壓力。而這個貿易戰又與國內經濟、金融危機緊緊相扣,形成巨大的陰影。此為「內憂」與「外患」齊至。

在這樣的形勢下,為應對危機,王岐山的回歸,就必然存在「功能轉型」的問題。這就如同當初王岐山任中紀委書記,是從「經濟沙皇」跨界變成「打虎掌櫃」。在「後習王體制」時期,王岐山將再度轉換角色,由「打虎掌櫃」變成「經濟、外交猛人」。

其中不變的只有一樣,就是王岐山的「救火隊長」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