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躺在冰櫃裏已經10年了,死的時候是42歲。 2008年2月6日,他因「奧運安保」被抓進看守所,8天後死亡。他年邁的老母親至今都以為他還活著。他是一個樂手,畢業於北京大學。在公開場合,他的名字不再被他的樂隊提及,換了樂手的樂隊,目前仍活躍在大陸樂壇。他的很多朋友、同學不能公開紀念他,對他的死諱莫如深。他的名字被中國官方網站屏蔽,他叫于宙。

1966年5月20日,于宙出生在中國東北松源的紅旗農場五隊,也叫七家子,位於前郭爾羅斯蒙古自治縣,隸屬於吉林省。

小時候于宙就比一般孩子「傻」,于宙的姐姐於群介紹,「他個子比同齡孩子高,但有孩子打他,他也不會還手。我替他報仇,找機會把那孩子給揍了,他還不領情,說你打他幹嘛呀?稍大一點的時候,村裏有人家宰牛,他還會為牛哭起來,我們那時都笑話他。他還木呆呆地,吃的啊!玩的啊!甚麼事都不往前搶,也不爭,那時候東西少……」

11歲時,于宙全家搬到了長春農安縣。

1985年,他考上北京大學西語系法國文學專業,他是當地的文科狀元。

當于宙帶著少年的文學夢想來到北京時,北大作為精神意義的象徵,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50年代北大的院系調整及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文革時期的大字報、打老師,及後期「梁效」(即「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化名)的「批林批孔」,使北大學人的尊嚴早已喪失殆盡。1986年開始肅清「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之後北大的自由,就更多體現在男女交往的隨意,及西方現代文藝思潮的自由湧進了。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離經叛道讓學生們興奮不已,追求個性解放的文學藝術當時成為主流、先鋒、實驗的文藝演講在北大到處都是。于宙從不激烈地反對甚麼,他的口頭禪是「我是農村人,不太懂」。當時也在北京上學的姐姐說:「他不願故作高雅,所以才強調自己是農村人。其實我父母都不是農民,我父親農大畢業,我母親是小學老師,我家有非常多的外國文學書,也是因為他看了很多書,才想到北大學法國文學的。」

當大家想著將來幹甚麼、怎麼發展時,于宙吊兒郎當,找女孩談談戀愛,或者彈彈吉他。一些在別人看來很不現實的東西那時就開始困擾他了,他當年的一段詩留下來:

        走啊走
        走到一個大門口
        推開了門
        往裏面看
        裏面甚麼都沒有

「一點詩意沒有」,多年後他妻子回憶:「但嚇了我一跳,修煉後我才能理解它。」

1989年,北大學生的政治熱情開始高漲,他們希望中共能夠在內部改進,能夠更加民主、自由。臨近畢業的于宙,和大多數學生一樣,該去的地方他都去,三角地看小字報、遊行,天安門廣場也去了,「總是要去支持的」。但他對國家大事沒有熱情,也不喜歡政治,6月4號之前他就趁亂到農村玩去了。

畢業時國家安全部曾去他們系挑人,政審,于宙不想去:「祖宗八代都查,那不就是當特務嘛!」最後他選擇到北京外文局當翻譯。

外文局是中共對外宣傳的喉舌,他所在的《北京周報》法文部就是周恩來親自命名的。于宙喜歡奧林匹亞打字機的聲音,「像音樂一樣悅耳」,但翻譯中共領導人的講話讓他厭煩。當時如果想掙外快,還可以加班翻譯《鄧小平文選》。

工作之餘,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經常搓麻玩牌,那是六四以後嚴酷的政治氣氛中,最為放鬆的流行娛樂了。于宙不會搓麻,大多時間就是撥拉一把吉他,有時和朋友褚福軍等聊聊文學。(褚福軍,又名戈麥,北大中文系畢業的詩人,當時在外文局工作。)

1991年,褚福軍負石塊自沉萬泉河,這讓于宙很有感慨。他後來說,如果沒有真正的信仰依託,沉浸在純藝術裏的人生其實也是沒有出路的。

在北京城的于宙,執著地想念著他出生的地方,他經常閃著單眼皮的小眼睛,孤獨地吟唱:

        總是在夢裏,
        又回到老地方……

他出生的地方只有幾十戶人家,家家都敞著門過日子,不太擔心丟東西,東西被偷也知道是誰幹的。

他說起村裏的蘆葦塘,裏面有大天鵝,叫「長脖子老等」,「沒啥稀罕的,北京也會有」。有一次,在北京一條發臭的護城河邊,他堅持說不遠處的石頭上,站了一隻「長脖子老等」。朋友和他打賭,走過去一看,果然不是,一個灰色塑料袋纏在了水泥澆灌的石頭上。

多年後他回老家找,也沒看到一隻「長脖子老等」,他喜歡的東西都消失了。

不能適應機關生活的于宙總被領導「談話」,最嚴重的違紀是:沒有經過申請,他就和外國專家私自接觸。領導也沒把他咋樣,他倒是決心自動離職了,那時候,和他一起進外文局的同事,靠翻譯《鄧小平文選》,農村老家都快蓋上房子了。

1991年于宙從外文局離職下海,當時也不是想掙甚麼大錢,他只是想換一種生活。

「我們都認為他沒有做生意的頭腦,有時還缺心眼。」一個北大同學回憶,但出乎意料,他掙了大錢,「他是頭一個用手機給我打電話的人,我記得太清楚了,因為那時候大家也只有個數字呼機。我能在電話裏聽到呼呼的風聲,他在街上給我打電話!那年代,不可想像啊!」

拿著磚頭一樣的「大哥大」,叼著雪茄,于宙成了一個「倒爺兒」,前呼後擁,每天都是飯局,然後帶客戶到酒吧唱卡拉OK。他經常唱《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間,終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閒。既然不是仙,難免有雜念,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

開始還牛哄哄的他很快就感到痛苦了,那段日子後來被他唱成了搖滾:

        錢是好東西
        名是好東西
        可是除了名和利
        在人群之中又能得到甚麼東西!
        為何不逃離
        能不能不去……

他對妻子說,不想做生意了,「我想幹自己喜歡的事情」。

常去的酒吧裏,一對駐唱的北漂歌手吸引了他,他羨慕不已:「像他們那樣生活多好,不用花錢唱歌,還能掙錢!」幾年後,他與這對北漂的小娟和黎強夫婦組建了民謠樂隊。

他要搞音樂,1994年從北京飯店撤了出來。他的同學再次吃驚:「居然又玩上搖滾了,于宙連譜都不識!」不識譜的他靠錄音機寫歌,腦袋裏一有了旋律,馬上就打開錄下,找樂手排練、演唱。他參加各種聚會,與各種人接觸,每天都好像要出去找甚麼,然後是每天都找不到。他寫的歌也沒人能理解:

        當我發現自己的時候,
        正在跟著人群往前走
        …………

        再回頭看看我的所有
        面對死亡就是一堆垃圾
        可我還沒有找到甚麼東西
        能讓我投入心甘樂意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