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歡迎!」她們說的是字正腔圓的漢語。墨爾本一棟花園洋房裏,一對身穿中式服裝的希臘老姊妹笑語喜顏迎出來,歲月深刻的臉龐,抹不去早已銘刻心骨的東方優雅。她們笑著自我介紹:「我們也是中國人啊!」

她們是三朵出生在中國天津的希臘小洋花的其中兩朵,她們的大姊(Androniki Doucakis)已經離世。站在我們面前的二姊朱蘭(Dimitra Doucakis)和妹妹玫瑰(Andromache Doucakis),人如其名,美如絢爛的春花。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那段兵連禍結的烽鼓硝煙裏,她們的青春曾那樣生動地綻放過,彷彿驚鴻一瞥。早已湮沒的歷史畫卷一瞬間如此真實的逼進眼前。

烽火戰亂逼著她們的父親帶著妻子和三個女兒,在中國大地上四處躲避,只想尋找一處相對安寧的屋角。他們如此熱愛這片承載著豐富悠長文明的神州土地,以至鐵馬兵戈也無法驅趕他們離開中國。日本人來了,為躲避戰火,他們一家人不得不離開上海,來到已經被日本佔領的大連。接著,蘇聯紅軍來了,因害怕蘇聯共產黨,為避免戰亂,他們又離開大連,逃至北京。最後,毛澤東來了,他們一家人戰慄不安,茫然四顧,偌大的中國再也找不到立腳之地。

「我們不是真的想離開中國。」她們說:「父親選擇去澳洲,因為他說澳洲離中國很近。父親還說,當中國沒有共產黨的時候,我們就回去。」

但父親再也沒能回去,家人紛紛亡故,夢漸漸老去。客心倦歸,相去海山千萬里,又豈是一夢之遙?最小的妹妹玫瑰,為了掙扎著再看一眼闊別60多年的故鄉,2010年以逾80歲高齡之身,帶著女兒和兩個外孫女,飛回故土一一尋訪舊地,無奈時過境遷,重尋無處。

「我們出生在那裏,那是我們的家。」朱蘭緩緩說道。那個家,那個優雅閒適的貴族之家早已在戰天鬥地的時代大潮裏被徹底顛覆。新時代嶄新的腳印又煩躁地踩下去,幾乎連舊日的一抹痕跡也未留下。隨著父母流落他鄉的姊妹三人,沒想到會在自由遼闊的澳洲土地上生根發芽,安了家。如風旋來的花種,曾經親近的中華故土,如今只能在夢裏千百次歸去……

夢迴神州 他鄉說故鄉

環顧朱蘭澳洲墨爾本的家,整座小洋房的家居佈置一面是純粹的古典西式風格,另一面是傳統的東方陳列。牆上、桌上到處擺放著舊時的黑白相片,或古樸、或精緻的中國傢私及骨董大都是後來從香港等地辛苦收集而來。「我們喜歡中國的東西。」朱蘭和玫瑰用漢語說道。

她們說,1951年逃離中國來到澳洲後,60多年過去了,中文幾乎已淡忘,但仍會想起一些。她倆用中文稱自己是「杜小姐」,爸爸是「杜先生」,媽媽是「杜太太」,曾經照顧她們的保母是「夏奶奶」,還有「阿媽」,做飯的還有「大師傅」……這些中文名字,60多年了,她們沒有忘記。

你一句我一句,她倆英文敘述裏夾雜著中文,彷彿悠長故事裏藏著的顆顆珍珠。

煙草商致富,傭人幫工多 

1911年因土耳其人的入侵,朱蘭和玫瑰的父親杜先生(Charles Doucakis)離開了希臘。她們的爺爺本來打算要送他去美國的一家銀行,但後來他沒有去,而是選擇去了中國。17歲的他在中國開始做煙草生意,勤勞加上天分,使他很快成為當時的大煙草商,家資富有。

朱蘭回憶說:「我父親來中國時還是個小夥子,他只上到高中,但他學習非常努力,自己學習了很多東西,特別是煙草方面的知識。我父親是一個煙草商,做買賣。他在中國結婚的,有了家庭,過得很愉快,他願意留在中國,對他來說,那是他的家。我父親是個樂天的男人,所有的人都喜歡他。我父親是個好小夥子。」 

「我們三個姊妹都出生在天津,」朱蘭說:「那時我們在中國的生活非常好。有一位從北京來的夏奶奶照顧我們,我們每天都跟著她。她跟我們說中文。我們家人都跟奶奶說中文,她像我們的第二個媽媽。」

三姊妹1930年攝於天津。
三姊妹1930年攝於天津。

三姊妹會說很多種語言。在家裏她們跟父親說希臘語,跟母親(Elizabeth Doucakis)說法語。在上海居住時,她們上的是法國人辦的學校。在大連時,她們上美國人辦的學校。她們在學校裏學英語,也學日語。「中文曾是我們的第一語言,因為我們出生在那裏。」朱蘭和玫瑰說。 

母親是出生於埃及的希臘人,來中國時不會說中文和英文,但她會說意大利語、阿拉伯語、法語和土耳其語。玫瑰說:「非常幸運的是,我們在上海的中國廚師,我們叫他『大師傅』會說意大利語。因為他曾經在一條意大利船上做過廚師。『大師傅』每天早上來到母親的睡房,先用意大利語問候,然後問母親,今天中午吃甚麼?我在中國認識的這些中國人都非常好,我們都很喜歡這個中國男人。」

雖然她們的家是當時的巨富,家裏傭人幫工很多,但三姊妹從小就知書達理,心地善良,現在從她們身上依然能看出中國傳統大家閨秀的風度和氣質。玫瑰說:「父母從小就教育我們,對傭人要禮貌客氣,因為這些人都是幫我們的。那些傭人在我們家都很開心。」

三姊妹,從左至右依次為妹妹玫瑰、二姊朱蘭、大姊,抗日戰爭之前1936年攝於上海。
三姊妹,從左至右依次為妹妹玫瑰、二姊朱蘭、大姊,抗日戰爭之前1936年攝於上海。

三朵小洋花,親暱中國保母

三姊妹如花似玉,性格各異。二姊朱蘭說:「我們三姊妹非常不同。我很固執,像個男孩子。因為我是老二,父母很想要個男孩,結果我還是女孩,老三又是一個女孩。我姊姊很活躍,但很認真,不淘氣。」她指著身旁的玫瑰笑了,「我的這個妹妹是個很安靜的女孩。我父親很信任我,讓我來照顧我的倆姊妹,因為我像個男孩,很調皮,我父親把我打扮成男孩,留著短頭髮。我們三姊妹每天去上學,因為我的姊妹都是很聽話的女孩,所以我父親每天還要另外教我。」

玫瑰也笑道:「二姊是很淘氣,還會爬樹,總是有主意。」

不過,談到現代的女孩,姊妹倆異口同聲地說:「我們是好女孩。我們彈琴、唱歌,那真是一段好時光。現在的女孩太瘋,太淘氣。一個男人怎麼能娶這麼淘氣的女人?」

還有一件兒時趣事,朱蘭到現在還記得:「夏奶奶是北京人,她有一個兒子叫二元子,四歲,很淘氣。那時我三歲,妹妹兩歲。她兒子帶我倆去我家的酒窖,那裏有世界各地的煙。二元子給我們煙抽。夏奶奶到處找我們,後來在酒窖找到了我們,一看,我們正在抽煙!」朱蘭笑著用中文說:「二元子特壞。」

當然也有不好玩的時候。「有一次夏奶奶休假,來了另一個阿媽代替她來照顧我們。」朱蘭回憶說:「這位阿媽在領我們去公園之前帶我們去了屠宰房,因為她的丈夫在那裏。那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妹妹還小,大概兩歲,我三歲。太可怕了,很多血水在地上……」

天真無邪的三姊妹漸漸長大了,後來負責照顧她們的保母也是一位中國人,她們總是提起這位中國「阿媽」。朱蘭說:「『阿媽』是我們的朋友,對我們非常好。她非常聰明,雖然她沒上過學,但她有世代家族積累下來的生活經驗。我還記得,我的小貓病得很重,我們請醫生來給牠看,醫生開藥,說這個藥明天吃,那個藥甚麼時候吃……我問阿媽,我的貓會不會死?她答說,會死。很快小貓死了。她講的是事實。有一次晚飯我吃了餃子,睡不著覺,我告訴阿媽,我睡不著。阿媽說,不要在睡覺前喝湯,太多的水,不行。」

玫瑰笑著點頭:「我們有哪兒疼了,阿媽很聰明,知道怎麼辦。」朱蘭接下話茬講述道:「我妹妹小的時候,她耳朵邊長了個癤子非常疼,我母親帶她去看醫生,吃了藥,但沒有好轉,還是很疼。後來有一天我父母出去吃晚飯,阿媽趕緊到我們的睡房來,帶著一個圓圓的黑東西。她告訴妹妹說:『等媽媽回家親吻妳晚安的時候,妳給媽媽親這邊臉,因為我要在妳那邊貼上這個膏藥。妳不要告訴他們,我不想讓妳媽媽知道,她會生氣的。』然後她把膏藥貼在妹妹耳朵邊。第二天一早,阿媽來把膏藥揭掉,癤子治癒了,不再疼了。我母親很高興,但她不知道這是阿媽照料的緣故,後來我們長大了才告訴母親的。」

夏奶奶與大姊、玫瑰1930年攝於天津。
夏奶奶與大姊、玫瑰1930年攝於天津。

路邊美食誘惑與文化洗禮

玫瑰從小喜歡繪畫和設計,也喜歡充滿創造性的烹飪藝術。她最喜歡吃的中國食品有餃子、炸醬麵、拉麵、豆腐等;朱蘭最喜歡吃的是餃子、大餅,還有餡餅。她們說,還從來沒嘗過臭豆腐,因為媽媽不讓我們隨便吃路邊賣的食物。

玫瑰回憶說:「我們住北平時,年紀還小,沒有那麼多零花錢。我們三個姊妹總纏著媽媽,吵著要吃外面賣的一種味道很好的麵條。媽媽每次都說不行。後來我們實在忍不住,跑過去看人家廚師做麵條。只見那位廚師兩手抓著麵團,在案板上甩來甩去。那天非常熱,廚師光著膀子,幹得熱火朝天,揮汗如雨。我們眼看著他把麵團在胸前甩幾下,然後再把麵團甩到光背上,前後這麼甩。我們看呆了,回到家再也不跟媽媽說要吃那種麵條了。」

母親和阿媽、阿媽的丈夫在大連合影。
母親和阿媽、阿媽的丈夫在大連合影。

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出生成長的朱蘭和玫瑰,與同樣古老的中華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她們讚歎中華文化美不勝收。玫瑰感嘆:「中國歷史那麼長,是一個古老的國度。希臘也是,中國比希臘還古老。中國的天壇,還有頤和園實在太美麗了!中國人非常客氣禮貌,非常平和。」朱蘭說:「中國人做事很慢,那個時候不像現在這樣快、快、快,那個時候不忙。可能因為我們出生在那兒,我們非常喜愛中國,那兒是我們的家。」

朱蘭和她心愛的小白貓於北平家中。
朱蘭和她心愛的小白貓於北平家中。

大連家產被日本人「接收」

居住在已被日本人佔領的大連,她們一家人如履薄冰,那段記憶讓她們刻骨銘心。朱蘭說:「我們在大連的時候,我們很害怕,不過甚麼也沒發生。有一次,我母親和朋友在公園裏說外國話,被特務聽到了,報告給日本人,說這兩個女人在談論時局。日本人就把我父親叫去營房質問他。我們不知道為甚麼。我們想,父親不會回來了。我們一直等,一直哭,很害怕。不過後來父親還是回來了。日本人告訴父親,他們很不高興,讓父親一定告訴母親去公園不許再亂講。」

朱蘭還曾在大連見到過溥儀,「他當時是滿洲國的傀儡皇帝。有一天我們上學正在外面玩,這時我們知道溥儀經過這裏,我們都要低頭鞠躬,不允許看,所以我沒有看到他的面孔。」

她們一家在大連有一處北部海濱的房子,她們住在公寓第八層。當時蘇聯共產黨要來了,她們在蘇聯紅軍來之前離開了大連,舉家逃至北平,「我們很害怕蘇聯共產黨。」朱蘭說:「從大連到北平,日本人只允許我帶鋼琴和我的小白貓離開大連,我母親被允許帶上少量珠寶,我父親非常害怕,幾乎所有的東西都留在家裏,他說只要能走就行,他只帶走一些收集的郵票。我們一家從公寓裏出來,就這樣離開了。我們就像離開公寓去購物,幾乎甚麼都沒有帶,房子和傢私就留在那裏,日本人不讓我們帶。我還記得我們家裏有兩尊非常美麗的中國佛像,還有中國地毯、瓷器、骨董……我們的房子就這樣沒了。」

朱蘭說:「我們去了北平,日本人已經在那裏。我們當時很害怕,我們作為敵人被其他人管制。我記得那時我父親在臂上戴著一條紅色帶子,上面寫著希臘的『希』字。我們很幸運,活了下來。日本人抓走了美國人和英國人,沒有抓希臘人。」

日據時期,父親杜先生臂上所戴的標誌希臘人身份的帶子,幫全家保了命。
日據時期,父親杜先生臂上所戴的標誌希臘人身份的帶子,幫全家保了命。

抗日勝利,短暫的幸福時光

抗日戰爭勝利,是朱蘭和玫瑰記憶裏最快樂的時光。時隔60多年,她們依然記得和平夜1945年8月15日的情景。朱蘭回憶說:「我們有兩個朋友,他們是兩兄弟。他們一人有一台收音機,日本人沒收了一台,沒想到還有一台留下了。每天晚上,父母都會到他們家聽新聞,然後打打牌。那天晚上,又到了聽新聞的時間。父親說,唉,今天不聽了,天天都差不多,我們打會兒牌就回家吧。晚上回家,我們睡不好覺,因為那天晚上到處都是日本音樂。我們一無所知,還覺得很奇怪,怎麼那麼多日本音樂呢?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聽到大門外『砰砰砰』急促的敲門聲。我想,哎呀,是不是日本人來了,要把我們抓起來。我們都非常擔心。打開門一看,是我們的一位朋友,他啊啊說不出話來。我想,糟了,是不是日本人殺了他的妻子,殺了他的孩子。後來他才告訴我們,原來是他聽到了新聞,日本投降了!這真是令人興奮的消息。」

朱蘭感歎說:「世界大戰結束了!我們自由了!沒有日本人了,沒有戰爭了,像天堂一樣!那時我們經常在家開party。我們在北平見到了美國人,我們非常高興看到三個降落傘在使館區著陸,有美國人,也有英國人,日本人仍在那裏,但他們不被允許再殺任何人。我們在中國最高興的就是美國人來了,我們自由了,可以去任何地方。那個時候,我父親還請來所有希臘裔美國士兵,在家裏開party,一起喝茶,吃飯,聊天,他們都是從戰場回來的。後來我母親還收到這些士兵們的母親發來的感謝信,感謝我母親照顧了她們的兒子。」

抗日戰爭勝利,朱蘭(右一)在車站上迎接美國人。
抗日戰爭勝利,朱蘭(右一)在車站上迎接美國人。

玫瑰也說:「這些士兵都非常年輕,非常好。他們很喜歡來我們家開party。我們跳舞,玩遊戲,就像一家人一樣。」

「1945年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時光。」朱蘭說:「只是這段幸福時光很短暫。到1949年毛澤東來了,我們又開始恐懼,我們又有麻煩了。」

毛澤東來了,恐懼填滿日子

朱蘭說:「日本人和共產黨來了,我們都害怕,共產黨更令人恐懼。日本人還有他們的原則,共產黨沒有任何原則,他們可以殺人沒有任何原因,包括對外國人。我知道日本人殺了很多中國人,俄國人也殺了很多中國人。但共產黨是中國人自己殺中國人,這真是一場噩夢。我們很幸運,但是很多人都被殺死了,包括我的一個意大利朋友沒有經過審判,就被共產黨槍斃了,很令人傷心。還有英國大使館裏一位職員妻子的妹妹嫁給了一個很好的意大利人,他也沒有經過審判就被槍斃了,我們不知道任何原因。共產黨不經審判槍斃人,當然讓我們非常恐懼。你不知道他們甚麼時候會來,把你帶走。毛澤東來的時候,我們在北平,那時我們已經長大很多了。我們知道共產黨來了會奪走你的財產,因為這些也曾發生在蘇聯人身上。他們是共產主義,他們有不同的思想,而我們是資本主義。那時候,每天晚上我們的男僕總要來跟我們說晚安。我們家一共有六個捅火棍。我就對他說,每天晚上你把那個捅火棍,放在我父親、母親、我姊妹還有我的床下,這樣讓我心安一些,因為我很害怕共產黨,不想讓他們進來。」

朱蘭說:「我們很怕,我妹妹總是透過窗戶看外面的飛機裝卸炮彈。那是一片很大的開闊地,一些小的飛機在這裏降落和起飛,他們就在我們的窗戶外面把炮彈裝上飛機。我對父親說,我們不能這樣生活下去。我父親也非常害怕,他帶著四個女人——我母親和三個女兒,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父親就去找英國大使館,問他們我們能否暫時來大使館居住。所以共產黨來的時候,我們逃到了有高牆的英國大使館,直到共產黨進城。共產黨進城後,我們才回到自己的公寓裏。」那時北平已經被更名為北京。

「我們受到監視,不能出國。屋子裏不允許有美元。他們(共產黨)會把你的美元賣掉,不允許你把美元帶進來。而且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事先得到允許。共產黨叫我們的傭人給他們報告情況。每天晚上我們的傭人必須要到營房,告訴共產黨,今天誰來我們家了,我們今天去過哪兒。我們知道這些,是因為傭人告訴我們的,他們很好。」朱蘭說。

妹妹玫瑰1950年北京結婚照,玫瑰身旁是二姊朱蘭,玫瑰先生的身旁是大姊。
妹妹玫瑰1950年北京結婚照,玫瑰身旁是二姊朱蘭,玫瑰先生的身旁是大姊。

三姊妹住在北京時,玫瑰的男朋友Krut Sandell先生是一位住在天津的瑞典人。朱蘭說:「他很愛我妹妹。他想每周末都來我家看望她,但有個共產黨的警衛在他那裏。每個周末他都得對警衛請示,警衛就問:『你又要去北京?你為甚麼不快點娶她,這樣不就沒有這麼多麻煩了!』接著很不耐煩地給他的文件蓋個章。1950年,他們倆終於在北京結了婚。」

玫瑰和先生攝於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身後是七百多年歷史的哈德門,1960年代已經被拆除。

玫瑰回憶道:「我們結了婚,一起回到天津。警衛很高興,對我丈夫說:『你終於不用去北京了,我們也不用給你蓋章了。』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思想還比較自然,還沒有那麼共產主義化。當地人還放鞭炮迎接我們,這是他們看到的第一個外族婚禮,見我們來了,他們都拍著手說來了來了。這樣的場面我真沒想到。」

玫瑰和丈夫在天津居住下來。共產黨規定,他們的傭人必須是黨幫忙找的,而且不准辭退。「他們領我看了看各個房間,到了廚房,我看到一位廚師,當時一看到他,我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因為那是以前媽媽曾經辭退的廚師,他經常拿家裏的東西,對人很不好,有一次,他還手舉著刀子追我阿媽,我媽媽就把他辭退了。現在他竟然就站在我的廚房裏。我告訴我先生,我先生也沒辦法,我們辭不掉他。他在我們家裏,廚房裏的東西總是短少。」回顧當年情景,玫瑰心有餘悸。

「有一次,我想做一個蛋糕,家裏有很多東西,足夠做一個很大的蛋糕,但後來他端到飯桌上一個非常小的蛋糕。他解釋說,材料不夠,只能做這麼大。我們家的後院很大,種了很多蔬菜水果,還有蘋果樹,我看到他在後院偷偷賣我們的蔬菜和水果,我覺得非常傷心,又不敢說。我媽媽見我哭,就安慰我說,不用捱太長時間,等共產主義沒了,一切都會正常的。」

被共產黨搶劫一空,卻不准離開

二十世紀初,中華大地上災禍連連。先是民國初期軍閥混戰,接下來是日本侵華戰爭,後來是國共內戰,最終共產黨奪權。在這兵荒馬亂的歲月裏,朱蘭和玫瑰一家在中國大地輾轉流離,都沒有想過離開中國,那片土地給他們帶來太多美好的回憶和人生的輝煌。直到共產黨來了,父親意識到這是比日本人和俄國人更令人恐懼的惡魔,他們別無選擇,為了保命,只好離開。「毛澤東來了以後,我們都走了,如果不走他會殺了我們,他殺了很多西方人,他甚麼都幹得出來。」朱蘭說。共產黨的嗜殺給朱蘭留下了慘痛的回憶,甚至60年後當玫瑰回中國旅遊時,朱蘭還很擔心妹妹的安全,幾乎每晚都會給她打電話,問她平安,擔心她會被殺死。

朱蘭說:「與共產黨相比,日本人還是講原則的。在大連時,他們想要我們的房子,他們的長官經常來我們家,很客氣地問,我們想要你們的房子,你們甚麼時候可以搬走?父親就找房子,找不到房子,我們就繼續住在那裏。他們會一直來問,一直在等,但並沒有把我們趕走。」

玫瑰說:「共產黨來了,我們家失去了一切,生意、房子和錢。我身邊所有的朋友也失去了一切。父親有一位美國朋友,他逃到香港的時候,我和丈夫去接他,給他訂了酒店,但他說住不起,他的錢都沒有了。我們就把他接到自己家裏住。他在中國的最後日子還是家裏的傭人給他買食物,他才活下來。所有的外國人都是一樣,被搶劫一空後,不是殺掉就是趕走了。我們還是幸運的,父親把一部份錢存在英國和美國,所以我們來到澳洲後並不是一無所有。而其他朋友,那些只把錢存在中國的,最後都是身無分文。」

朱蘭說:「我們了解共產黨,所以我父親最終決定離開,但共產黨不讓我們走。他們拿走了我們的生意、我們的錢,然後他們不想讓我們走。共產黨問我父親:『你為甚麼要離開中國?』我父親說:『你拿走了我的錢,拿走了我的生意,我還怎麼住在這裏?』那人說:『你可以做其他的。』最後沒辦法,我父親找了一個藉口,他說:『你是中國人,我是希臘人。你希望你的孩子嫁給中國人,那麼我也希望我的女兒嫁給希臘人。』那人說:『喔,我明白了,那是當然。』第二天一早,門鈴響了,還是那個中國士兵,他領來一個希臘男人。那個希臘男人我們認識,可是我們不喜歡他。這件事真讓我們發笑。後來我嫁給了一個英國人,大姊嫁的也是英國人,我妹妹嫁的是瑞典人。說起來,在中國的這些故事真是不可思議。」

逃離中國,在澳洲等待共產黨消失

朱蘭說:「我們等了半年的時間,共產黨才給我們簽證,我們得以在1951年離開大陸。我們在中國的錢都被凍結了。離開中國時,我們只帶了隨身的衣物和裝這些衣服的小箱子。他們說,這個不能帶走,那個不能帶走。我們只能按著單子上列的可以帶的東西帶,當然錢是不能帶的。只有我母親可以帶走一些銀飾和一張小的中國桌子。我在北京舉辦過慈善鋼琴音樂會,那架從大連帶來的三角平台式鋼琴,我們在離開中國前已經偷偷把它賣了。我曾在一次聚會活動中看到那架鋼琴,別人在彈。我當時哭了,我知道這是我的那架鋼琴。它已經很舊了,我偷偷取下鋼琴上一塊小木片留作紀念。離開中國時,我只帶了一些紀念品和那塊小木片,我一直保留到今天。我們把行李放在大箱子裏,離開了中國。幸好我父親還把一部份錢存在英國等其它國家。我們很幸運,雖然家產沒有了,但我們人還好。」

朱蘭說:「我們被搶劫了兩次,日本人搶了一次,然後共產黨把我們剩餘的也給搶光了。父親離開中國的決定是對的,如果沒有離開,那我們可就麻煩了!」

1951年,她們一家人離開大陸到了香港,在香港停留了五個月。朱蘭說:「我們非常擔心妹妹,因為妹妹留在中國,她在我們後面沒有走成。當時妹妹已經結婚,她和丈夫留在中國,所以我們感到非常不安。我的妹夫是瑞典人,17歲就來到中國,從事水利工程,後來在石油公司工作,因為二戰中瑞典是中立國,所以他留在了中國。共產黨來了,不讓他走,要讓他把石油公司所有的管理經驗都教給他們,才放他走,所以花了很長時間,他倆才走成。我們在香港的時候,我和大姊、父母在一起,我們每天都哭。我們在香港等了她幾個月,等妹妹來的時候,我們已經走了。」

玫瑰歎道:「她們擔心我會被抓,被關進監獄,被殺掉。但是那個時候,共產黨剛來,人們的思想還不是那麼共產主義化,還保持著原來的樣子。因為共產黨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一晚上就改變人的大腦和思想。」

「其實,我們不是真的想離開中國。」朱蘭說:「我媽媽想去日本,我想去加拿大,我父親選擇去澳洲,因為他說澳洲離中國很近。父親還說,當中國沒有共產黨的時候,我們就回去。」

大姊1952年在澳洲墨爾本結婚照。
大姊1952年在澳洲墨爾本結婚照。

澳洲受騙,感念文明古國

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在當今中國人的身上是看不到了,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儘管處於戰亂和內外交困之中,但各個階層的中國人依然保持著祖輩傳下來的禮節和「一諾千金」等優秀的品德。朱蘭回憶說:「當時中國人很有禮貌,彬彬有禮,每個人都是這樣,並不只是上流社會有教養的人,就連普通的車伕都非常客氣。」

朱蘭和玫瑰一家人來到澳洲後,雖然澳洲是世界上最和平、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但剛離開文明古國的她們感到不太習慣,「澳洲人跟中國人比起來很粗魯,沒有禮貌。」她們說。

朱蘭回憶道:「我記得我們剛來澳洲的時候住在賓館裏,趕上聖誕節,有人跟我們說:『我去給你們帶一箱威士忌吧,過節了,慶祝一下。』父親說好,就給他50英鎊買酒,那個人拿了錢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我們在中國的時候不是這樣,父親和中國人談生意,去茶館坐坐,喝杯茶,握握手,生意就談成了,事情交給他們做很放心,他們很可信,我們從來沒有被騙過。」

「到了澳洲,我們有過很艱難的一段適應過程。」玫瑰說:「我父親感到生活很艱難,我母親也是,她經常哭。當我母親回到家掏出鑰匙打開房門,屋裏一個人也沒有。原來在中國都有傭人幫她開門,拿東西,脫大衣,家裏總是有人,但現在屋子裏只有她自己,空落落的。」

朱蘭說:「有一次,我母親在廚房裏為客人準備下午茶,她花了兩個小時也沒做好,因為她根本不知道怎麼做下午茶。原來我們有大師傅,每天都會問,太太,今天吃甚麼?來到澳洲墨爾本,沒有了大師傅,我母親開始自己做飯,於是她的廚技就變得非常好。」

朱蘭和玫瑰在異國他鄉依舊不能忘懷曾經耳濡目染的中華文化。來到澳洲後,朱蘭開過華語對話班,教澳洲人講中文。她說:「我們在中國學習中華文化,不過我們姊妹只會說中文,不會寫漢字。剛來澳洲時,中文我記得很好,也曾教過中文。但現在忘了很多,60多年了,我忘記了大部份的中文。」玫瑰則辦過中國烹飪課,教澳洲人怎麼做中國的美食。她也舉辦過慈善時裝設計展覽。

1956年澳洲墨爾本三姊妹合影,從左至右依次為妹妹玫瑰、大姊、二姊朱蘭。
1956年澳洲墨爾本三姊妹合影,從左至右依次為妹妹玫瑰、大姊、二姊朱蘭。

1953年,朱蘭與在北京認識的英國外交官Robin Talbot先生攜手在香港成婚。從七十年代開始,為了苟延殘喘,中共封閉的國門向外面的世界不得已敞開一點縫隙,玫瑰的丈夫隨即開始在墨爾本組織澳洲旅遊團去中國旅遊,他曾先後52次組團到中國,是向澳洲旅遊者介紹中國的第一人。他和玫瑰的女兒出生於新加坡。

二姊朱蘭1953年在香港結婚照。
二姊朱蘭1953年在香港結婚照。

重返故土,兒時景像無處尋

闊別60多年後,玫瑰再次到了香港,還是同一家大酒店。酒店的佈置跟當年一樣,侍者端來盤子,連盤子也跟過去一模一樣,恍如昨天,而人事已全非,剎時玫瑰的眼淚刷地流下來,止也止不住。兩個外孫女不解,問祖母,這只是一個盤子呀!玫瑰的女兒對孩子們說:「妳們以後就會明白了。」

玫瑰還回到了天津兒時居住的地方。玫瑰說:「街上的店舖、船運公司……全都沒了,我們的房子也沒了,現在是一條街道和賓館。」她也重遊了紫禁城,「我們在北京住的時候最喜歡去紫禁城,今天的紫禁城和過去也不一樣了……」她說,在中國的那些天,她日日流淚。

「我們在中國有很多故事,快樂、悲傷、恐懼,但是我們最後很幸運。」朱蘭感慨,她總是用中文稱自己是老太太,歎息「老了,老了」,但是她說妹妹玫瑰心中還是那麼年輕,熱情活潑,「她的心中充滿愛」。

那些曾流淌在故鄉的歡樂和悲傷,早已隨著時代的翻轉水流雲散,然而她們對中國故土的記憶沒有淡薄。她們用中文哼唱著兩三歲時夏奶奶一邊幫她們揉肚子,一邊唱給她們聽的兒歌:「大肚子,開舖子,沒有錢,買褲子……」

何處是故鄉,今夕是何夕?歲月流轉一甲子,有著西方人外型,卻懷著中華傳統兒女之心,朱蘭和玫瑰仍在等待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那一天到來。◇ 

玫瑰2010年帶著女兒和兩個外孫女回到中國,攝於北京天壇。
玫瑰2010年帶著女兒和兩個外孫女回到中國,攝於北京天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