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之後,習近平在中共的核心地位得到鞏固,開啓了中共高層新的政治格局,中共政治局常委權力弱化,改變了此前江派利用政治局常委對抗中共的局面。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制度,做早正式設立與1928年7月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此後一直是中共高層的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的最高層領導人,級別為正國級。

組成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員,大多時候是中共高層核心權力的掌控者,但有時檯面上的常委只是中共高層大佬的代言人。比如,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政治局常委是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但是,中共高層的實際權力卻掌握在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八大老手中,其中包括鄧小平、陳雲、彭真、薄一波、楊尚昆、李先念、鄧穎超、王震,他們在鄧小平家中的一個會議,就可以決定趙紫陽下台,讓江澤民上位。

從文革後1978年的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到目前的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中共政治局常委出現過從5人到9人不等的人數。比較特殊的一次人數變動,發生在200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上。

中共的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的七位常委是分別是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由於在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除了胡錦濤之外,包括江澤民在內的其餘6位常委都將退下,為十六大胡溫新一屆常委讓位。江澤民為了維持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把政治局常委人數由7人增為9人,在9個常委中除了胡錦濤和溫家寶之外,其餘7個常委都是江派官員和江澤民的親信:他們分別是吳邦國、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干。江澤民並且把負責宣傳和政法兩大系統的負責人李長春和羅干升級為常委,基本架空了胡溫的權力,造成胡溫執政十年「政令不出中南海」。因此,外界也有人稱此為「九龍治水」,各管一攤。這個時期,也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個人權力最大,而中央總書記權力最弱勢的時期。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用全退支持習近平的方式,中共內部出現新的政治格局:常委由9人降為7人,政法委書記降格退出常委,形成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與代表鄧小平家族勢力的俞正聲,聯手對陣江派三位常委張德江、劉雲山和張高麗的政治格局。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中共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的變化,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和平衡,同時也進入了弱勢政治局常委的政治格局。

在十九大之前,政治局常委不僅坐擁重要的權力位置,也同時是其本人家族或者背後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比如周永康、劉雲山等。但是,在十九大的政治局常委中,除了習近平之外,其餘的常委或者是習近平的親信,或者權力都比較弱化。

比如總理李克強和汪洋,佔據兩個政治局常委位置,雖然他們都屬於胡錦濤的團派,但是如今成爲習近平陣營的合作者,也是習近平政治和經濟決策的執行者。江派背景的韓正接替張高麗副總理位置,排名末位,也基本被邊緣化,權力有限。

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三的人大委員長由栗戰書擔任,由習近平的親信佔據這個位置,改變此前張德江利用人大掣肘的局面,可以說栗戰書只是直接執行習近平的政策,其個人並無顯著資歷,因此也權力有限。

趙樂際接任王岐山,但他並無王岐山的家族背景以及高層人脈及能力,可能未來在反腐上將會蕭規曹隨,很多時候承當一個執行者的角色,相比此前常委王岐山,其個人的權力也有限。

文宣是政治局常委中重要的位置。相比與劉雲山,王滬寧一直在理論領域,不僅沒有家族集團,也沒有地方官場任職經歷,用王滬寧任職政治局常委主管宣傳,是習近平從江派手中接管宣傳系統的動作,弱化了江派利用此職位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作用。王滬寧沒有按照慣例從劉雲山手中接替黨校校長職務主管人事,而由中組部長陳曦兼任,也是對政治局常委的分權。

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弱化格局,一改此前江派主導的政治局常委「九龍治水」的態勢,在對中共政權整體走向產生一定影響的同時,也使得習近平個人的權力更加集中。個人權力的集中,使得其做出的政治決策,需要為其結果承擔更大的責任。如何做出對中國和中國民眾有益和正確的決策,已經不可迴避地擺在了當權者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