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四點鐘，在架子床的上鋪，他面對牆壁側躺著，悄悄把藏好的紙筆從枕套中抽出，把紙在枕邊展開，然後用右手小指壓住紙，一邊斜著眼，拿筆在紙上寫，一邊聳著耳朵，屏住呼吸，凝聽周圍的動靜。看管的犯人隨時都可能走近他的床邊，他必須保持身體不動，用後背擋住看管犯人的視線……
（接上文）
就這樣，在監室的長明燈下，他躺著寫過20多封求救信，成功放進了包裝箱。
看著裝滿「鬼活兒」的集裝箱一車車駛出了勞教所的大門，他盼望藏在裏面的信能闖過海關的重重檢查：「萬聖節有人能收到信就好了。」
比活摘還殘酷的精神摘除
他被送進馬三家法輪功專管大隊是2008年的冬天。萬聖節已經過去，他沒想到自己被拋進了「地獄的最底層」。
馬克思和毛澤東的掛像被高懸在專管大隊大廳，中間是一個宣誓欄，每個法輪功學員都被要求在宣誓欄上簽名，必須宣誓與法輪功決裂，宣誓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一段時間，這成了三大隊每天都要重複的「儀式」。
不斷說假話，不斷背叛，在這裏成為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 。「千萬別把自己當人」，成了勞教們的口頭禪。蹲著與警察說話，被逼說謊，被逼辱罵自己的師父、父母，被逼唱紅歌，被逼背誦監規直至瘋癲……
但他認為，這是比活摘還要殘酷的「精神摘除」，他拒絕這種毀滅靈魂的自辱自毀。專管大隊便開始對他實施酷刑，警察聲稱：「政法委給我們特批了兩個死亡名額。」
酷刑的目的是「精神摘除」，並不想讓他死，他甚至有專門醫生的「看護」，隨時被檢查身體。醫生向警察提供他的各項身體指標，避免發生意外，使酷刑順利進行。
沒有想像中的刑具，任何一件東西都可以成為刑具。
一個普通架子床，卸下床板，就成了刑具：「抻床」。警察認為，「抻床」避免了電擊的疤痕，能使人痛苦，不容易留下明顯外傷。他回憶當時的心態，「意志必須像一根擎天立柱，決不能有一絲一毫偏移，否則就會立即被巨難壓垮，只有最正、最直的角度，才能刺穿這萬斤閘門。」
馬三家勞教所酷刑：「抻床」。（孫毅手繪親身經歷）
酷刑168小時被剝奪睡眠
他曾連續不間斷被掛168小時，期間被剝奪睡眠。
醫療用開口器也成刑具。長時間戴開口器，拿下來嘴就閉不上了，下巴也合攏不回去。看管他的人往他嘴裏吐痰、撣煙灰 ……
普通的醫用護理床，被勞教人員叫做「死人床」。
逃跑是不可能的了，呼喊都是不可能的。當上面來人參觀時，他被牢牢銬在「死人床」上，嘴還被用膠帶一圈一圈纏上，只留鼻孔呼吸。
半夜被凍醒，鐵銬子的寒涼刺痛全身，他用牙齒，一點點把被子咬著拽上來。看著天花板，他想著那二十多封求救信，一封都沒被收到嗎？大超市的倉庫裏，一層層壓著的貨品，誰會把帶他信的玩具買走？甚麼時候能把信打開？會有人把它交給人權組織嗎？……
他曾經寄望求救信在海外被發現後能改變處境，後來他才明白：「真正的力量只能來源於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就足夠強大。」看守他的人滿懷敬佩地回憶說：「受刑時他從沒有因為疼痛而喊叫。」
胳膊韌帶被拉傷，腿部肌肉萎縮，他的身體越來越虛弱，卻感覺離神性更近了，「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從生命的深層湧出」。
超越高牆鐵網的力量 就在自己內心深處
在這個必須蹲著與警察說話的地方，他平躺著，雖然四肢都被捆綁得不能動彈，卻讓最兇殘的警察感到了恐懼。
他發現：外部的邪惡其實沒有那麼強大，它不過是利用你的弱點逼迫你自己就範。如果一個人能戰勝自己，那就沒有任何外在的東西能夠戰勝你，超越一切高牆鐵網和酷刑的力量，就在自己內心的深處。
專管大隊不久就解體了。
2010年8月25日，警察把他衣服的邊邊角角都捏了個遍，確保沒有夾帶任何東西，才讓他走出勞教所的大門。他穿著一條灰色秋褲和舊背心，連條外褲都沒有。因為不認罪，他被加刑二十天。
2016年7月30日，孫毅在馬三家男子勞教所一所高牆的外面。這個所的三大隊（法輪功專管大隊）是他遭受嚴厲酷刑之地。（杜斌攝）
家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
45歲的他從馬三家回到北京的家，頭髮和鬍子基本都白了，看起來就「像一個小老頭」。他從不與妻子說裏面的遭遇。妻子關心的是：你後面有沒有跟蹤？這次回來還能在家裏住嗎？
對妻子來說，他關在馬三家，心是落地的，因為人已經在裏面了。而回到家裏，只要他不放棄信仰，不肯說假話，就隨時會被抓走。一張光盤，一包複印紙，一封信，很小的一件事都可能是「罪證」。家門隨時都能被砸開，進門就能抓人，跑都跑不掉。家已經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了。1999年以後，大部份時間他都是流離失所。不修煉的妻子曾被抓去「洗腦」，多年來，為了避免被株連，妻子在街上與他同行，都一前一後，在任何地方，她都會下意識尋找有沒有監控錄像頭。
求救信被曝光後，妻子更加恐慌，夜裏經常做噩夢，「他們會不會來抓你？」
求救信引世界關注 成為中國勞教罪惡見證
《美國法典》19章第1,307款規定，禁止進口「『來自外國罪犯勞動、強迫勞動和（或）契約勞工』的產品」。
中國《lens》雜誌報道：「高峰時期，馬三家的勞教人員超過五千人，無償勞動產生出龐大的效益。……（包括那些出口奴工產品在內，）總產值一年近1億元。」但中共官方始終否認在勞教所和監獄生產加工奴工產品。而2012年被凱斯公開的這封求救信，就成為當時中國勞教罪惡的一個最有力的見證之一，中國勞教制度引起了世界性關注。
2013年11月，在國內外壓力下，勞動教養制度被廢止，馬三家勞教所變成了輕型監獄。
他沒有鬆懈，依然致力於電腦翻牆技術，傳播研製可以翻牆、防止監控的手機。在寫給凱斯的信中，他寫道：
「雖然我自己暫時脫離了地獄最底層的迫害環境，但仍在共產制度的陰影下生活，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就像一座大勞教所，而勞教所則像是這個大勞教所中的小號。
「雖然相對於勞教所來說，外面的環境好像是有了一些的寬鬆，但實際上極權專制的錄像頭時時刻刻像幽靈一樣暗藏在你生活的周圍環境、電話背後、網絡監察之中。」
孫毅2016年12月逃出中國
2016年4月，警察再次抄家，他再次有家難回。因為不知會在何處借住，他每天隨身背著刮鬍刀和牙刷。為避免被定位跟蹤，他只能在行進的汽車裏打開網絡與人聯繫。妻子如果沒有收到報平安的信息，就會徹夜難眠。她已經開始憧憬美國的自由了：「在美國就好了，我倆可以手拉手走在大街上。」
2016年11月，他因辦理旁聽朋友開庭的手續，再次被綁架。幾天後妻子被警察通知，把絕食抗議的丈夫接回了家。她已經記不起他被綁架多少次了，幾次都是這樣被警察通知：「人不行了，你接走吧，我們概不負責。」
妻子再次崩潰，緊張得幾乎神經質，她擔心竊聽，甚至在家裏都不讓他大聲說話。他終於決定儘快逃出中國。
2016年12月6日，在一個霧霾天，他離開了北京，順利出關後，他居然奢侈地給自己買了一個甜筒來慶賀：「我終於從這個無形的監獄逃出來了！」
突然離世 家屬質疑他的死
2017年2月，他在印度尼西亞接受了海外媒體的採訪，終於公開了自己的真實姓名：孫毅，1966年10月9日出生在山西太原，大連理工大學畢業，曾是北京一家公司的工程師。因修煉法輪功，他先後八次被關押在中共的洗腦班、看守所、勞教所等強制場所。
10月1日晚上，在印尼峇里島的醫院，孫毅突然離世。那個夜晚，在他的祖國，中共正為自己慶生，大大小小的電視台都在「謳歌偉大的中國夢」。
醫院說他死於腎衰竭。孫毅的家人和朋友幾經努力，都沒能夠進行屍檢，無法不質疑他的死，認為諸多疑點表明，他被中共滲透在海外的特工暗害。
家人說，「他沒有腎臟問題。」而且，家屬「沒有得到具體通知」，「不知道為甚麼他的遺體被匆匆火化」。孫毅的朋友回憶，8月還請孫毅校訂以他為主人公的一本書，幾天後他就突然失憶了，不知發生了甚麼……
他的求救信如同漂流瓶，闖過數不清的浪礁險灘，奇蹟般穿越了太平洋，但他卻沒有能像這封信一樣，抵達那個自由的國家。
深陷險境 仍堅守自己的「道」
流亡在遠離祖國的一個小島上，沒有家，沒有親人的注視，孫毅在中秋節默默離開了這個世界，留下了他的故事。
他五十歲的人生堪稱傳奇，就像「黑暗裏的一道閃電」，他的故事告訴人們，即使深陷於一個發出聲音都危險的地獄裏，人仍然可以為自己的尊嚴呼喊；一個血肉之軀，仍然能以無論如何也摧毀不了的信念，守住自己的「道」。他名字裏的「毅」，涵義就是：志向堅定而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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