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理低端人口,造成了當局未能預料到的輿論風暴。

網上洩露了兩段北京官員的講話,可以看出來北京政府是鐵了心採取行動。豐台區委書記汪先永的內部講話,強調要出「實招、狠招、快招」。汪先永在被網絡洩露的視頻裏說:「甚麼是狠招,剛才我說的,我們公安、城管、執法部門,我們檢察院,我們黨委、紀委、組織部門、宣傳部門配合起來,來硬的!最硬的招就是涉嫌危害公共安全,拘起來,本人。快招,不能等。不能說我等文件下來、等開會、報表,沒這個。今天開始能拆就拆,不要等到明天去,越拖夜長夢多。」

另一位更權威,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的話更狠,「到了基層,就是要真刀真槍、就是要刺刀見紅、就是要敢於硬碰硬、就是要解決問題」,如果再出問題,「我們都要剁手!」

北京官員為甚麼如此氣急敗壞?為何如此殺氣騰騰?造成數十萬人在寒冬下的大遷徙,又有過甚麼樣的討論和研究?決策過程如何?這些問題外界無法回答。

北京來的內部消息說,今年11月1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對中國的國事訪問,前往越南峴港參加APEC峰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當天離開北京前往越南。兩個人前後腳離開北京。習近平的專機起飛後,隨即看到了直衝雲霄的濃煙。這是順義區李橋鎮當天發生的大火。習近平很不高興,指責下面的官員「丟人現眼」。

隨後,北京大興區的大火,在11月18日再次發生。

我估計,對中國政治生態稍有了解的人,對這兩個事件與北京兩位高官強硬表態的聯繫,以及與隨後北京大清理行動之間的邏輯關係,一定都會有八九成的認識。但問題的實質,是政府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定位。

城市本身就是低端人口聚居的地點。中國古代把低端文化稱為「市井文化」,低端人口稱為「市井之徒」。巧合的是,大城市的發展往往也和火災有關係。1666年的倫敦大火,1911年的紐約大火,1923年日本東京關東大地震引發的東京大火,1953年香港聖誕節的木屋區大火,無不是這些城市在成為「國際城市」前災難。借由這些災難,城市當局檢討政策,形成了後來城市發展的基礎。倫敦大火後出現了現代意義的消防隊,紐約大火後設立了企業消防法律,東京大火後日本對城區規劃中加入防災條款,而香港大火後出現了「公屋」制度。

中國經濟正在轉型,據中國政府聲稱,中國服務業正在超越GDP百分之五十的界線,這是進入現代化經濟的標誌之一。而服務業繼續發展所依靠的,正是大量「低端人口」提供的低成本勞動力。發達國家的各個大城市,無不為如何在昂貴的城市中保留住這些低端人口而煞費苦心。因為既要消除貧民窟,又要保證低價居住環境,這個平衡相當困難。

北京市政府的做法簡單直接,但絕對不會有好的後果。同樣粗暴的方法,以前中共自己幹過,柬埔寨的金邊幹過,朝鮮的平壤幹過,太多的失敗先例,仍然不足以改變蔡書記們的觀念和想法。他們的「初心」,原來和無產階級無關,只和權力有關。在中國,有權力的人才是高端,其他人都是低端。這也是人們無法看好中共體制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