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評共產黨》發表13周年之際,《九評》編輯部發表新書《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以下為第五章之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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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國篇》第五章 邪靈篡位 文化淪喪(下)
目錄

4. 富而有德 修內而安外
5. 人倫典範與抑正崇邪
6. 傳統藝術頌神 邪黨藝術頌魔
7. 中共對抗普世價值——「真、善、忍」
1)普世價值打破「無神論」禁區
2)中共邪教和江澤民相互利用,挑戰普世價值
3)用「慾望」代替普世價值
4)共產邪靈對正信的迫害註定失敗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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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錢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壯者為足欲;仕女為榮華;老者為解後顧;智者為光耀;差吏為此而盡職,云云,故而求之。

有甚者為之爭鬥,強者走險;氣大者為之可行凶;妒嫉者為此氣絕而死。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錢而下下之舉。富而無德危害眾生,富而有德眾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積,君、臣、富、貴皆從德而生,無德而不得,失德而散盡。故而謀權求財者必先積其德,吃苦行善可積眾德。為此則必曉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李洪志(《富而有德》,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人不重德,天下大亂不治,人人為近敵活而無樂,活而無樂則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願,此時若法令滋彰以求安定,則反而成拙。如解此憂,則必修德於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國不腐,民若以修身養德為重,政、民自束其心,則舉國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穩固,而外患自懼之,天下太平也,此為聖人之所為。

   ——李洪志(《修內而安外》,一九九六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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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人認為:「厚德載物」,德是福份和財富的根本,福份和財富皆從德轉化而來。德猶如水,財富猶如船,水淺則無法載動船。「德不配位」會給人帶來災禍。對君王來說,修身重德是經世濟民的根本,當君王、大臣敬神敬天,道德高尚,才能帶動整個社會人心向善,使國家穩固,避免社會動盪和外敵入侵,百姓殷實富足,安居樂業,河清海晏,國泰民安。是以歷代聖王皆以正心修身為本,「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傳統皇朝的先皇明主,如伏羲、黃帝、堯、舜、禹、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康熙等,他們的經世濟國實踐鑄成了五千年王者之道。

道德具有巨大的親和力,讓人嚮往、尊敬、親附、躬行。舜被堯派到歷山,當地人原本為爭地打鬥,在舜的道德感召下,一年後歷山人禮讓成風。舜每到一地,民風大為醇厚,人都移居到他的身邊。舜走到哪裏,那裏一年成為村落,兩年成為城市,三年堪為都城。帝堯命舜推行教化,讓世人遵循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倫。民眾自覺遵守,天下安寧、百姓和睦,「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史記》)。

聖王治國,心懷百姓福祉。唐貞觀六年(632年)12月末,太宗視察死刑犯監獄時,想到新年將至,這些犯人卻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團圓,心生憐憫。於是下令把這些死囚釋放回家,規定他們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長安就刑。要求死囚守信用,無異於天方夜譚!然而,第二年9月,390名死囚在無人監督、無人押送的情況下,「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資治通鑒》)。太宗以誠信教化、感召眾生,即使死刑犯人亦奉守信譽,自願返回受死。太宗對這些死刑犯人亦予減刑,傳為千古美談。

康熙皇帝幾乎年年都有減免賦稅的措施。如康熙十八年,淮河治理工程完工,原來的氾濫區成為良田,招納農民耕種。康熙帝免順天、江南、山東、山西、河南、浙江、湖廣等省261個受災州縣賦稅。當時三藩仍未平定,但那是個大災年,所以仍然免稅。不同年代,朝廷對不同的地區實行賦稅減免。康熙在位六十二年間,蠲免天下錢糧共計545次,折合白銀高達1.5億兩,相當於當時國家2,000萬至3,000萬兩財政收入的5至7倍。聖王不僅施惠於民,更教化百姓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後,上天自然會賜福於人。

聖王們為子民留下千古的護佑、萬世的德行。明成祖鑄永樂大鐘,是一口集各類古鐘之大成的「佛鍾之王」。它是世界上最重、最大的佛鐘,鍾身內外鑄滿佛教經咒,遍佈大鐘的每一寸表面,外面為《佛說阿彌陀經》等,裏面為《妙法蓮華經》等,鍾唇為《金剛般若經》等,計有經咒十七種。

《長阿含經‧闍尼沙經》闡述,梵音有五大特點,「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周遍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成祖明確表達,傳播梵音的目的是「普為眾生轉法輪」,「普利於一切」,包括「所有十方諸眾生」。永樂大鐘的鐘聲,以其音聲、音義,均恰合梵音。擊鍾一下,「字字皆聲」,周遍遠聞。鍾體所鑄二十三萬多字的經文、佛號及咒語也隨著鐘聲被送入人耳,直抵人心,佛法沁入人間物質大場,其醒世弘法、善化萬民的功力功德無量。

從聖王之道,反觀共產邪教禍國之策,我們即可看出共產邪靈摧毀道德文化的邪惡方法。以對五千年中華文化破壞最大的惡首江澤民為例。江妖澤民,集諸邪之大成,其凶險、狡詐、奸猾、狠毒、暴虐、淫亂的惡行罄竹難書。它以貪腐治國,對共產黨的最大「貢獻」是建立並健全了制度性的腐敗。江不僅「以身作則」摧毀道德堤防,還通過提拔最狠毒地迫害法輪功的官員、最貪腐、最淫亂、最無能的小人,來狠狠打擊善良,助長歪風邪氣。僅他提拔的正國級、副國級、省部級官員,就有幾百人因貪腐淫亂而落馬;這還不算其人治下遍地的假貨、毒貨,包括使北京在內的許多地區環境污染至不適合人類居住的程度。

江澤民發明的「金元外交」,發動的世界範圍內的「貪戰」,敗壞了世界各國政府和官員,就像《聖經》中描寫的「大淫婦」行淫,見誰就把誰拖下水。邪靈挑選它,利用這個諸邪畢集的亂世妖孽把人類推進萬劫不復的深淵。

江澤民之所以能夠得到大位,恰恰是共產邪靈「治國模式」的需要和安排,因為江澤民能夠最大限度地幫助共產邪靈實現整體淪喪社會道德、破壞文化的作用。在江因年齡關係不得不退居幕後時,邪靈仍然安排江的人馬繼續霸住最重要的位置,繼續打擊「真、善、忍」,毀掉中國人的傳統道德,最後堵死中華民族的生路。當然它也毀掉了共產黨本身。

江澤民以其邪惡至極的作為,扒光了共產黨的衣衫,讓其赤裸在光天化日之下,與此同時也為共產邪黨掘好了墳墓。

5.人倫典範與抑正崇邪

中華傳統文化高度重視人的德性,古籍中描摹高尚道德、勉勵人向善的篇什俯拾皆是。翻開五千年歷史,彷彿來到一個豐富的人物畫廊,各種性格的人物紛至沓來。這裏有讓人肅然起敬的聖王,有使人感佩欽服的英雄,有令人驚奇歎惋的俠客,讀之者不禁心嚮神往。

最為意味深長的是,在史書的記載中,從很多人少時的品行容止就能夠依稀預見到其未來的成敗榮辱。楚漢之際輔佐劉邦奪得天下的韓信是中國古代最為耀眼的將星。楚漢時人推許他為「國士無雙」「功高無二,略不世出」,後人把他尊為「戰神」「兵仙」。歷史記載了少年韓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正因為韓信有了不起的大忍之心,才能夠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這個故事對後人修心養德有著異常深刻的啟示。

中華傳統文化對「德」的重視出自神的系統安排。傳統中國人認為,德是一種物質,德多就是好人,德少就是壞人。德的多少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悟性的好壞。德多、悟性好,就容易聽懂神的話;反之,德少、悟性差,就不容易聽懂神的話。在神來拯救人類之時,後者就處在相當危險的境地。

共產邪靈為了毀滅人類,就要破壞神傳給人的重德的文化。為此,它要把惡的說成善的,把壞的說成好的,徹底淆亂人的倫理標準。中共對「千古義丐」武訓的批判和對精忠報國的民族英雄岳飛的詆毀,使邪靈毀人的陰謀昭然若揭。

武訓生於清朝末葉,一生行乞,忍辱常人難忍之事,吃辱常人難受之苦。他靠著乞討,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了三處義學,購置學田三百多畝,積累辦學資金達萬貫。這在中國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壯舉。

武訓去世後,清廷將其業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並為其修墓、建祠、立碑。民國時社會各界以「聖人」「金剛」「義士」等稱號來稱頌武訓的大忍苦行、興辦義學的義舉。武訓用行乞的一生和立志忍辱的苦行,給中國人生動詮釋了傳統價值中的「義」。中共篡政之前,千古義丐武訓是名滿天下的平民教育家,被稱為「義聞千秋」「懿行千古」的第一人。

1951年中共發起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將武訓定性為以興學為掩蓋手段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在中共喉舌的批判中,武訓成了對「封建統治」奴顏婢膝的代表,討伐武訓不搞階級鬥爭、不反對社會制度,「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文革中,武訓墓被紅衛兵砸開,遺骨被遊街後焚燒。

連這樣對任何社會只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人都要被批判打倒,可以想見邪靈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仇恨。伴隨著這樣的政治運動,傳統的道德準則和人性中的自然善惡觀在短短幾十年內被徹底顛覆。

岳飛是對中華民族起著巨大精神影響的歷史偉人。他的才能、品格和風骨堪稱是古代武將的典範。他用生命演繹了中華傳統文化中「忠」的價值,「精忠報國」的精神輝耀千古,浩然正氣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2001年12月間,江澤民姘頭陳至立治下的教育部篡改中國歷史,擬在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中不再稱岳飛和文天祥為民族英雄。有人也試圖按江澤民的意思「與時俱進」,把秦檜捧為忠臣,為賣國賊翻案。

「忠」,心字頭上一個中,意味著心中要有不偏不倚的尺度,這個尺度是上天根植在每個人心中的崇高的道德法則。岳飛精忠報國,忠的不僅是朝廷,還有全國百姓和中華文化。邪靈對岳飛的誣衊,讓人看不懂何為忠,驅逐了人心中的正氣,敗壞了人倫,手法隱蔽而陰險。近年來被中共及其無恥文人篡改的歷史、詆毀的古人可以說指不勝屈。

打掉了正的,中共還要把邪的說成正的。中共先後樹立大量「榜樣」「模範」「典型」讓人學習。燒鴉片煙的張思德,淫亂的白求恩,年僅14歲卻被中共煽動謀殺村長的劉胡蘭,下令處死自己的親叔叔,並殺害美國傳教士夫婦而被國民政府處決的殺人犯方志敏,都成了中共歌頌的對像。

中共長時期顛倒黑白的後果是人們失去了心中的道德標準,無法分辨善惡、好壞,這就為中共邪惡至極的最後一步,即對抗普世價值「真、善、忍」做了鋪墊。

6.傳統藝術頌神 邪黨藝術頌魔

中華傳統文化常被稱作「禮樂文明」。禮,是敬神祭祀。《左傳》中說「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民之行也」,也即中國人常說的「天經地義」:天地神明是人倫道德的源頭,禮確立了天、地、人之間的聯繫。樂,是祭祀中為讚美神而演奏的樂舞。樂舞演的是天經地義民行,又具道德教化之功。讚頌神和淨化人心,是神傳文化中藝術的根本目的。這是中華「禮樂文明」被破壞之前的真實含義。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記‧樂記》)「大禮與天地同節」,是指天尊地卑,禮的本質是「敬」。人與人互相尊敬,而處在下位的更應該對處在上位的生命表達敬意,因此最隆重的禮節是祭祀神明的禮節。在祭祀時,以音樂與舞蹈等藝術形式去讚美神。《詩經》分為國風、小雅、大雅和頌。國風為民間的歌曲,「雅」為宴會演奏的音樂,而「頌」則超越「大雅」,為祭祀時的音樂並伴著樂舞,最為隆重。

黃帝時期創作的大型樂舞《雲門大卷》,與堯帝的《大咸》、舜帝的《大韶》、大禹的《大夏》、商湯的《大濩》、周武王的《大武》是上古有名的六首樂舞,《周禮》中稱其為「六代樂舞」。六代樂舞都是用來祭祀的,《雲門大卷》祭天、《大咸》祭地、《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濩》享先妣、《大武》享先祖。周代的貴族子弟都必須學習這六首樂舞,也就是說他們必須要學會祭神的禮樂,不然就無法踏入社會。

好的音樂能夠調和陰陽、涵育道德、教化百姓、賓服四夷。史前朱襄氏治理天下時陰陽失調,因而萬物凋落,果實不能成熟。於是朱襄氏的大臣士達創造出五根弦的瑟,用來演奏,安定了天下眾生。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玄奘西天取經到達中天竺國,國王屍羅逸多召見玄奘說:「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於是玄奘介紹了唐太宗的神武。國王很高興,說:「我當東面朝之。」(《新唐書》第221卷)

藝術起源於神,也具有溝通天地萬物,建立與神的聯繫的作用。東西方都有類似的傳統,西方的交響樂最開始也是教堂演奏的音樂,而油畫、雕塑等最開始也大多表現宗教題材。

除了頌神之外,藝術也兼具審美和娛樂功能。那是因為神在造人時,賦予了人各種情感。人容易被情感所左右,「禮」是對人情感的一種約束;但如果人的情感只受到壓抑而不能抒發,那麼會鬱積於臟腑,造成疾病。「樂」就起到了幫助人抒發情感的作用,但要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既抒發了感情,又不會令人發狂。

共產黨國家深知藝術的強大力量,因此把藝術變成了給人洗腦的工具。中共篡上神位後,也需要讓人像敬拜神一樣地敬拜它。人禮拜神佛,神佛會賜福於人;而人如果拜魔鬼,人就會被魔鬼所控制,而且魔鬼也會從人的敬拜中吸取人的能量,加強魔的力量。

中共強迫人們學唱歌頌黨魁的《東方紅》,將毛澤東歌頌為「太陽」「大救星」;「早請示、晚匯報」如同宗教的早課、晚課;古人對天發誓,變成了文革時的「向毛主席保證」;在毛的畫像前懺悔、「狠鬥私字一閃念」,是借用了宗教的頌神手法;將馬恩列斯毛的像掛起來,讓人去拜這些共產邪教的教主。文革時,「八億人民八個樣板戲」,都是以歌頌毛和共產邪靈為主題的,人們耳濡目染又接觸不到別的藝術形式,因此一張口唱歌和說話,就是在向邪靈表忠心並為其注入能量。

直到今天,所謂「唱紅歌」「主旋律」等,都是通過電影、電視劇、歌曲、文藝作品等各種形式,竊取藝術之名,行邪靈洗腦和附體之實。看這些影視作品、聽和唱這些歌曲、閱讀這些小說和期刊雜誌都是墮入共產邪靈控制人思想的物質場中。如今每年中共所謂的「中國新年聯歡晚會」,那些肉麻露骨地歌頌共產邪靈的演出,就是邪靈強化「黨文化」和通過廉價的笑聲吸取全國觀眾能量的狂歡。(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