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結束之後,大陸9萬億美元的債市大跌。對於此次下跌,業界人士從大陸金融業本身存在的問題以及「十九大」後中共的經濟政策等方面給予分析。

在「十九大」結束以後,基準十年期中國國債收益率飆升至3.9%(收益率上升是指國債價格下跌),創三年來最高。同時國債期貨價格下跌。《華爾街日報》對此分析表示,本次下跌行情有一個不正常的表現:在國債價格下跌的同時,流動性較低的無抵押企業債價格卻幾乎沒有變動。在利率上升的形勢下,這種情況不常見。通常債券投資者脫手流動性較低的債券而持有更容易交易的資產(如國債)。

之所以造成這種現象,《華爾街日報》認為,隨著中共當局去槓桿,造成中小型借款機構融資成本上升,同時銀行存款增速也不斷下滑。為了平衡不斷上漲的成本,銀行將更多資金投入到信託公司、基金和證券公司等所謂非銀行金融機構(即影子銀行)中。

但是,隨著流入銀行的資金減少,銀行能夠用來投資的錢也隨之減少。這使得上述非銀行金融機構面臨資金贖回。Wind資訊(Wind Information)數據顯示,銀行在非銀行業的存款已較6月高點減少2%,相當於撤資900億美元。面對贖回,非銀行金融機構需要快速變現。賣出高流動性的政府債券是最簡單的方案。同時這些機構繼續持有高收益企業債,這樣至少能幫助維持高回報水平。

所以隨著中資銀行籌資變難,資產市場可能出現更多波動。

也有業界人士從中共的經濟政策方面對國債下跌進行了分析。

經濟學博士、現任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十九大」後十年期國債價格下跌是因為市場接收到了中共經濟政策收緊的信號。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表示,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沈建光認為,中國高達GDP的250%的高槓桿問題是中共不得不直面的痛點,而影子銀行更是宏觀審慎監管的重要領域。所以,去槓桿、規制影子銀行乃至貨幣政策轉向偏緊是「十九大」之後的大趨勢。

而國際清算銀行BIS在2015年9月首次提出的以私人非金融部門信貸/GDP缺口測量各國債務水平的指標來看,中國在兩年前這一缺口指標便已經高達25%,超出2%~10%的正常範圍,是全球最高的。以過往的經驗來看,BIS認為,一旦一國缺口指標超過10%,隨後三年,該國有三分之二的概率發生「嚴重的銀行業緊張情況」。

沈建光認為,大陸國債暴跌背後是中共政策的轉變、去槓桿的加速、影子銀行的收緊以及房地產調控措施或將繼續。

「十九大」前後,中共各金融監管機構頻繁發聲,強調要對金融界加強監管。習近平首席經濟智囊劉鶴在今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嚴重失調。解決的方法就是加強金融監管。」

對此,海外經濟學家何清漣表示,劉鶴的意思是必要時金融監管也會成為一種高壓手段。

何清漣估計,大陸經濟領域一旦出現狀況,北京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時可能會退得更多。

網名為「滑翔戟」的網民對此表示,中共「權威人士」提出的宏觀調控五大任務所對應的方法論,明顯就是用政治強權(美其名曰「政府自我革命」)迫使市場歸位,包括股、匯、樓市,但故意忽略了造成此種局面的就是全權政府本身,權力不是私用,就是濫用,必然導致市場淪為比誰更會作弊的賭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