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孔子儒家思想即傳入歐洲,成為法國啟蒙運動最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並給歐洲思想界帶來極大的衝擊。然而,儘管海外孔子熱至今猶存,但文化差異與時空的斷層,西方社會理解孔子和中華文化真面目仍十分侷限。

孔子的倫理思想和治國學說影響歐美思想界極深。圖為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中國館中,一名西方人用手機拍攝孔子雕像。(AFP)
孔子的倫理思想和治國學說影響歐美思想界極深。圖為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中國館中,一名西方人用手機拍攝孔子雕像。(AFP)

如果說《馬可波羅遊記》的發表,標誌著西方人感性了解中國文化達到新的水準,那麼耶穌會士來華就標誌著西方人理性了解中國文化的開始。17、18世紀,耶穌會士大量來華,為了進行傳教活動,他們必須學習漢語,研習儒家經典,穿著士大夫服飾,熟悉中國禮儀。他們把儒家經典翻譯成拉丁文,把自己在中國的經歷寫成報告,傳回歐洲。在中國生活了27年的傳教士利瑪竇將《論語》譯成拉丁文,並於1687年在法國巴黎出版,以後轉譯成其它文字在西方流傳。這些充滿異域色彩的文獻引起了歐洲飽學之士的注意,其中包括歐洲當時最淵博睿智的學者如萊布尼茨、伏爾泰等人。

孔子思想衝擊歐洲

孔子的倫理思想和治國學說給歐洲思想家帶來了極大的衝擊。1697年,在《中國近事》一書中,萊布尼茨滿懷激情地寫道:「如果說我們在手工藝技能上與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學方面要略勝一籌的話,那麼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法國百科全書派學者霍爾巴赫說:「中國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將政治的根本法與道德相結合的國家。而此歷史悠久的帝國,無疑乎告訴支配者的人們,使知國家的繁榮須依靠道德。」

把孔子崇拜推到極端的,是啟蒙運動的權威作家伏爾泰。伏爾泰個性鮮明,著作等身,為人傲岸不羈,行文汪洋恣肆。他把孔子像懸於禮拜堂,晨昏禮拜。在長篇巨著《風俗論》一書中,他寫道:「歐洲的王族同商人在東方所有的發現,只曉得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裏發現了一個新的道德的與物質的世界。」他讚賞中國文化具有理性的特質;在所有民族中,中國史最有信用的價值;中國從太古即存在著理性的宗教。他說:「人類智慧不能夠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組織。」他尤其欣賞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他說:「西方民族,無論如何格言,如何教理,無可與此純粹道德相比擬者。孔子常說仁義,若使人們實行此種道德,地上就不會有甚麼戰爭了。」

當時的歐洲思想,正在從中世紀嚴苛的神學禁錮中解脫出來,迫切需要新的思想資源,儒家思想的傳入適逢其時,成為法國啟蒙運動最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概而言之,孔子思想對當時歐洲人的吸引力不外乎以下兩點:用人性本善論對抗基督教神學的原罪說和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說;人能夠通過道德理性而不是神學權威來節制人的慾望、協調人際關係、並進行公共管理。

今天回顧起來,當時的孔子熱,其侷限性昭然可見。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還非常籠統,張冠李戴的現象時有發生。由於缺乏原始文獻,他們常常通過孔子後學的言論、中國的政治和倫理實踐了解孔子,而不能追溯孔子的原話和本意。最嚴重的問題是,他們通過歐洲文化的有色眼鏡觀察中國文化和孔子思想,不管是讚美還是貶低,其中都有很大的想像成份。伏爾泰著述的背後,潛藏著一個動機,即批判僵化的中世紀基督教神學。他因此極端推崇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他說:「我讀孔子的許多書籍,並作筆記,我覺得他所說的只是極純粹的道德,既不談奇蹟,也不涉及虛玄。」實際上,孔子對於鬼神,並不取簡單的否定態度,只是不在大庭廣眾講學時大肆宣講罷了。

對孔子的多種評價

當時的歐洲對孔子也不是一邊倒的歌頌。法國人皮埃爾索內拉特受路易十六的委託,到中國做過一次考察。他在考察報告中寫道:「孔子,這位被人們推崇的人類智慧的偉大聖人,寫過幾本關於道德的書。這些書很符合這個民族的氣質,因為它們不過就是些把令人費解的事情、夢幻、格言警句和古老的童話與一點點道理揉合在一起的混雜物。」這本書,康得和歌德都曾經讀到過。

法國革命之後,歐洲思想界的氣候發生轉變,當初崇拜孔子的理由,一變成為輕蔑貶低孔子的原因。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用輕蔑的口吻說到:「孔子是徹底的道德家,不是思辨哲學家。」「(中國民族性格的特徵是)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自由的倫理、道德、情感、內在的宗教、科學和真正的藝術,都離它很遠。」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把孔子和蘇格拉底相提並論,認為孔子學說「只是關於生活和國家的實踐智慧」,表現了中國的民族精神,對這個民族來說,「國家即一切,除了國家外,他們不知何為科學,何為宗教,也不知甚麼道德學說。」這些思辨哲學家,從自己的哲學體系出發,以思辨為人類精神發展的頂峰,充滿道德箴言的《論語》,在他們看來,只是平庸長者的生活智慧,絕非哲學領域的登堂入室之作。

19世紀晚期開始,大量中國典籍開始被翻譯為歐洲語言,代表的翻譯家包括英國的理雅各(James Legge)、亞瑟韋利(Arthur Waley)、翟理斯(H. A. Giles)、翟林奈(L. Giles)父子,德國的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等人。通過更加完整並較為準確的翻譯了解孔子學說的新階段開始了,對孔子的解釋和評價也呈現多樣化的形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西方文明遭受空前的危機,西方的有識之士再一次把目光投向東方,希望從東方的古老智慧寶庫中挖掘出能夠救治現代疾病的藥方。中國學者辜鴻銘翻譯的《大學》、《中庸》、《論語》在西方風行一時。美國大詩人龐德對中國文化心嚮神往,操著並不熟練的中文,翻譯了《大學》、《中庸》和《論語》等書。孔夫子這個名字走出學者的書齋,融入大眾的文化生活。美國荷里活電影的華裔偵探陳查理動不動就模仿孔夫子的口吻,故作高深地拋出一段格言雋語,「孔夫子說(Confucius says)」從此進入英語成語之林,為大眾所津津樂道。

對現代思潮影響廣泛

今天西方學者仍然無法擺脫實用的目的和狹隘的立場,也無法從一個嶄新的精神高度,理解孔子和中國文化的真面目。(AFP)
今天西方學者仍然無法擺脫實用的目的和狹隘的立場,也無法從一個嶄新的精神高度,理解孔子和中國文化的真面目。(AFP)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傾動一時的名作《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眾的宗教信仰之間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因果關係。韋伯把自己的理論延伸,來研究中國儒教和道教為何沒能替資本主義開闢道路。韋伯的假說激起了華人學者的反彈,不少學者試圖推翻他的結論,力主儒家倫理文化不但不會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且有促成之功。這一派代表性的學者有旅美歷史學家余英時和新儒家杜維明。余英時試圖論證,明、清儒家學者把注意力從政治轉向社會,發展出重商富民的新路向。杜維明則以東亞四小龍經濟高速增長的例子,力主「東亞價值」、「儒家倫理」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力量。

當代闡釋儒家學說的西方學術重鎮、夏威夷大學的安樂哲(Roger Ames)教授將儒家思想和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相提並論,指出兩者至少有如下六個相同點:一、重視文化敘述,反對種族中心主義;二、強調人類社會的溝通交流;三、強調自我修養;四、重視勸諫的義務;五、認可傳統的重要性;六、共通的對民主的理解。安樂哲的一系列著作在學術界引起比較大的反響,提供了一種比較哲學的新的可能。

除了狹義的漢學界和哲學界以外,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影響已經蔓延到很多學術和文化領域。時髦的生態主義、社群主義、交往行動理論、倫理學上的情境主義等等背後,莫不有孔子學說的影子。

然而,與啟蒙思想家相同的是,今天的學者仍然無法擺脫實用的目的和狹隘的立場,也無法從一個嶄新的精神高度,理解孔子和中國文化的真面目。

究竟誰來理解孔子的千年孤獨?◇

2005年法蘭克福書展上一名讀者專注閱讀孔子相關書籍。(AFP)
2005年法蘭克福書展上一名讀者專注閱讀孔子相關書籍。(A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