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至8月,孫中山在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演講「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和民生構成的民主綱領。他每次演講,都能夠深入淺出。從他的演講可以看到孫中山思想非常宏大,能夠不受西方宗教、哲學、科學等領域的學者提倡的思想牢籠所束縛,而是獨具慧眼,從傳統的人文精神中找到別具一格的思想之路。

中國傳統文化包涵著修齊、治平的理念,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同樣包涵著修齊、治平的思想。三民主義的核心致力於恢復中華,強調國富民強、天下為公,使中國永久的屹立在世界之林。

時隔近百年,今日再次回味三民主義,依然有著現實的意義。

民族主義

19世紀,歐美各國大力開展工業化生產,世界文明隨之進入新的階段,承載了5千年輝煌的中國如遲暮的老者,步履蹣跚。自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中國逐步陷入積弱的困境。在迅猛發展的世界潮流中,面對大局之下的內憂外患,為穩固中華民族能夠屹立在世界的舞台,仁人志士做出種種嘗試。

就在此時,孫中山出現在古老的中國面前,試圖力挽狂瀾。他寫下「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孫中山研究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後得出的結論。

人種、血統、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民族。這5種力量是天然自然而來的,不是用武力征服來的。中國人常說,順乎自然就是王道,也就意味著,順從自然的力量,用王道造就了不同的民族。

單就中國人而言,從久遠以來,就帶著黃色的血統,千百年來根深蒂固流淌在華人的血脈中,永遠的遺傳下來。血統的強大力量鑄就了華夏民族存在的特性。

中國人憑著傳統的理念、智慧創建了很多的輝煌奇蹟,在史上中國一直都是很文明發達的國家,是一流的強國。在歷史上,幾乎中國每一個王朝都曾超前的引領世界潮流。卻在19世紀,中國遭到外部政治力量、經濟力量的雙重壓迫,達到極點,陷入積弱的困境。

孫中山在演講中強調,要想恢復中華民族,就要樹立民族主義。他所說的民族主義,著重強調民族文化精神。

他提到,歐洲超過中國,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歐洲的科學很發達,物質文明也很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如果學習歐洲,就要學習中國沒有的東西,而不是政治哲學。在他的眼中,中國的政治哲學非常文明,能夠高瞻遠矚,洞見前沿。

在近代,中國之所以連政治也不如西方,是因中國失去了民族主義,以致連本土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表彰弘揚,這就給了新型文化勢力橫行中國的空子。當時很多人醉心新型文化,以為只要有了西方的物質文化就可以不要道德,因而大力排斥中國固有的道德體系。

孫中山認為,中華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應該大力恢復。

有人認為忠,就是忠於皇帝。如果皇帝不存在了,就可以不要忠。這是大錯特錯。沒有了忠,無論甚麼道德都能被破壞,人們不再講忠,會造成許多的社會問題。譬如,夫妻不忠,會導致婚外情氾濫;從事不忠,社會事業會陷入膠著停滯;軍隊不忠,很容易反叛,造成國亂。

中國有一個特長,就是孝。一部《孝經》包含孝的多層意義,非常完善。19世紀時期,當時世界最文明的國家,講到與「孝」雷同的意義時,都遠遠沒有像中國講的那麼極致。但在新文化的衝擊下,打破了孝悌的人倫規範。如果中國能夠繼續發揚忠孝、仁愛、信義,國家會自然的強盛起來。

在歷史上,中國能夠一直延續著強盛的緣故,是因為之前的中華民族在道德上要比外國民族的道德更為高尚。

「中國政治進化早過歐洲。兩千多年以前便打破封建制度。」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像《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孫中山就非常欣賞這段話。將一個人的德行從內發揚到外在,從一個人的內心做起,推到平天下為止,這是中國特有的很精微的政治哲學,在國外孫中山還沒有看到過哪位政治哲學家講過類似的話。

中華先賢在道德修為上所下的工夫非常深刻,一旦中國失去民族精神後,這些精微的「智能的精神」,也就隨之消失了。國人對自己的民族失去了信仰,也就失去了精神力量。由此帶來嚴重的後果,「不僅道德實踐的力量沒有了,智能上開悟與了解的力量也失卻了。因此當時掀起推翻一切舊道德、舊倫理、舊傳統、舊文化,來全盤西化。」

因此孫中山認為,恢復民族精神,就要恢復中華傳統的固有道德。

為了恢復中國文明的精華,就需要打破國人的思想束縛。所以孫中山曾在《心理建設》中,分別從飲食、用錢、作文、建樓、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論十個方面為例,打破國人的心理大敵「知易行難」的觀念,為國人樹立新型的正確的思想。他希望國人能夠以心為本,端正人心。如果萬眾一心,就能夠成就良心上的眾多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