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至8月，孫中山在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演講「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和民生構成的民主綱領。他每次演講，都能夠深入淺出。從他的演講可以看到孫中山思想非常宏大，能夠不受西方宗教、哲學、科學等領域的學者提倡的思想牢籠所束縛，而是獨具慧眼，從傳統的人文精神中找到別具一格的思想之路。
中國傳統文化包涵著修齊、治平的理念，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同樣包涵著修齊、治平的思想。三民主義的核心致力於恢復中華，強調國富民強、天下為公，使中國永久的屹立在世界之林。
時隔近百年，今日再次回味三民主義，依然有著現實的意義。
民族主義
19世紀，歐美各國大力開展工業化生產，世界文明隨之進入新的階段，承載了5千年輝煌的中國如遲暮的老者，步履蹣跚。自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中國逐步陷入積弱的困境。在迅猛發展的世界潮流中，面對大局之下的內憂外患，為穩固中華民族能夠屹立在世界的舞台，仁人志士做出種種嘗試。
就在此時，孫中山出現在古老的中國面前，試圖力挽狂瀾。他寫下「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孫中山研究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後得出的結論。
人種、血統、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民族。這5種力量是天然自然而來的，不是用武力征服來的。中國人常說，順乎自然就是王道，也就意味著，順從自然的力量，用王道造就了不同的民族。
單就中國人而言，從久遠以來，就帶著黃色的血統，千百年來根深蒂固流淌在華人的血脈中，永遠的遺傳下來。血統的強大力量鑄就了華夏民族存在的特性。
中國人憑著傳統的理念、智慧創建了很多的輝煌奇蹟，在史上中國一直都是很文明發達的國家，是一流的強國。在歷史上，幾乎中國每一個王朝都曾超前的引領世界潮流。卻在19世紀，中國遭到外部政治力量、經濟力量的雙重壓迫，達到極點，陷入積弱的困境。
孫中山在演講中強調，要想恢復中華民族，就要樹立民族主義。他所說的民族主義，著重強調民族文化精神。
他提到，歐洲超過中國，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歐洲的科學很發達，物質文明也很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如果學習歐洲，就要學習中國沒有的東西，而不是政治哲學。在他的眼中，中國的政治哲學非常文明，能夠高瞻遠矚，洞見前沿。
在近代，中國之所以連政治也不如西方，是因中國失去了民族主義，以致連本土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表彰弘揚，這就給了新型文化勢力橫行中國的空子。當時很多人醉心新型文化，以為只要有了西方的物質文化就可以不要道德，因而大力排斥中國固有的道德體系。
孫中山認為，中華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應該大力恢復。
有人認為忠，就是忠於皇帝。如果皇帝不存在了，就可以不要忠。這是大錯特錯。沒有了忠，無論甚麼道德都能被破壞，人們不再講忠，會造成許多的社會問題。譬如，夫妻不忠，會導致婚外情氾濫；從事不忠，社會事業會陷入膠著停滯；軍隊不忠，很容易反叛，造成國亂。
中國有一個特長，就是孝。一部《孝經》包含孝的多層意義，非常完善。19世紀時期，當時世界最文明的國家，講到與「孝」雷同的意義時，都遠遠沒有像中國講的那麼極致。但在新文化的衝擊下，打破了孝悌的人倫規範。如果中國能夠繼續發揚忠孝、仁愛、信義，國家會自然的強盛起來。
在歷史上，中國能夠一直延續著強盛的緣故，是因為之前的中華民族在道德上要比外國民族的道德更為高尚。
「中國政治進化早過歐洲。兩千多年以前便打破封建制度。」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像《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孫中山就非常欣賞這段話。將一個人的德行從內發揚到外在，從一個人的內心做起，推到平天下為止，這是中國特有的很精微的政治哲學，在國外孫中山還沒有看到過哪位政治哲學家講過類似的話。
中華先賢在道德修為上所下的工夫非常深刻，一旦中國失去民族精神後，這些精微的「智能的精神」，也就隨之消失了。國人對自己的民族失去了信仰，也就失去了精神力量。由此帶來嚴重的後果，「不僅道德實踐的力量沒有了，智能上開悟與了解的力量也失卻了。因此當時掀起推翻一切舊道德、舊倫理、舊傳統、舊文化，來全盤西化。」
因此孫中山認為，恢復民族精神，就要恢復中華傳統的固有道德。
為了恢復中國文明的精華，就需要打破國人的思想束縛。所以孫中山曾在《心理建設》中，分別從飲食、用錢、作文、建樓、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論十個方面為例，打破國人的心理大敵「知易行難」的觀念，為國人樹立新型的正確的思想。他希望國人能夠以心為本，端正人心。如果萬眾一心，就能夠成就良心上的眾多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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