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南韓軍政府血腥鎮壓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事件的韓片《逆權司機》，上映後不久，北京網信辦下令，查刪所有相關介紹、百科、影評、推薦等文章。目前該片在大陸各大搜尋、電影、新聞網站以及微博的相關訊息幾已全遭下架。
《逆權司機》由真人真事改編，講述1980年南韓時任總統全斗煥暴力鎮壓光州學生民主運動的故事。主人公金萬夑是一名的士司機，從不願關心政治，不贊同學生爭取民主。為了掙錢，拉德國記者到光州，之後親眼目睹光州的警察軍人開槍鎮壓大學生和市民，明白真相後的金萬夑協助記者拍下真實的影像，成功帶出光州昭告於世。
該電影背景與講述的故事與28年前的北京「六四」事件很相似，由此引發大陸民眾共鳴，也觸動了中共的敏感神經。
《逆權司機》姐妹篇《挖掘機》
筆者則想到了另外一部同樣以光州事件為角度的南韓電影——《挖掘機》。《挖掘機》在南韓的影評網站上，民眾普遍給出了比《逆權司機》更高的評價。
如果說《逆權司機》引起了觀眾對那段歷史的回憶，那麼《挖掘機》則聚焦了光州事件中最需要一個國家共同反思的——那些開槍的士兵。如果說《逆權司機》展現的是極權統治下人性的反抗與掙扎，而《挖掘機》則揭露了人性道德的集體冷漠。
該片以光州事件退役戒嚴軍兵長的視角，講述了該事件後20年，即是加害者又是被害者的鎮壓軍人們的生活，及該事件帶給人們的後續影響。 《逆權司機》是呈現的是悲壯的現實主義，《挖掘機》則不斷的拷問我們的良知。
《挖掘機》是一部兼備思想與美學的獨立電影。影片中甚至很少用到配樂，只是簡短有力的台詞，令觀眾直接聽到看到的，是一場振聾發聵演講，直指人心。影片裏的主人公，幾乎一直在追問每個當初的加害者與被害者同一個問題：「你當初為甚麼要派我們去那裏？」每個人都幾乎無奈的說是來自上級的命令，從普通士兵、團長、師長、大將、一直追問到總統。 這麼大的歷史事件，真的難道只是總統一個人的錯？當泯滅人性的罪惡得以橫行，吹滅良知的，是一個人的默許，還是所有人的默許？
影片中那些開槍的士兵，其實只是冰山的一角，而沉在海平面以下的部份，又有多少被人們關注？他們當初為甚麼選擇開槍？他們當時內心在想甚麼？他們後來有無後悔？他們所做的事情，包括那些告密、批鬥、殺人，甚至大屠殺，在當時的環境下，也許他們的藉口是無奈、怕會被懲罰、或者覺得不會被判有罪，但是在這種看似道德中立、合法的縱容中， 沒有一個人可以最終在道義中得到原諒。
良知能否抗拒邪惡？
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作者）面對艾希曼，發現這個罪犯表現出來的，令人震驚的「平庸」，好像艾希曼只是一個盡職完成上級命令的普通軍人，儘管他在納粹體系中扮演著一個殺人機器。但是當時的法官宣佈，艾希曼殺人行經絕不是平庸，是罪惡。
無論是希特拉統治下的軍人艾希曼，還是《挖掘機》中光州事件裏開槍的士兵們，他們都是一個個犯下彌天大罪的犯罪者，同時，他們又是一個盡責的父親、丈夫和一個恪盡職守的公務員，甚至還是某個領域裏的「好人」。 他們有父母、有妻兒、 追求自由與幸福，但是，你能說這些脫下軍裝後和正常人沒甚麼區別的， 用子彈、鞭子、毒氣等殘忍手段折磨自己同胞、折磨那些手無寸鐵的父親、妻子和嬰兒的，不是劊子手嗎？ 有些罪惡可以通過懲罰，然而有些罪惡，已經超越了世間倫理， 會拷問我們每個人的一生。導演在劇中直接拷問的，正是每個人的道義良知。
當惡魔的瘋狂脅迫了人性的的弱點，當反對者的聲音得不到回應而遭到封殺，比極權統治更可怕的，正是那些執行者、配合者、默許者的群體麻木不仁。良知在那時候，閉上了眼睛，吹滅內心道義呼喊的，不是囂張的邪惡，正是我們每個人的一片沉默。
每個普通公民的心裏可能都潛藏著一個罪惡的劊子手。只需要在那些「由一小撮犯罪者」行惡時保持沉默。 如果一個官員，不把自己首先當做是一個人，而只是把自己當做是某一個體制中的工具，以為犯了罪行可以被免責，如果人人都這麼想，那麼，將來恐怕整個人類會排隊出現在歷史的被告席上 。對罪惡的沉默即是同罪。
然而，仍然有些人能夠選擇不認同、不執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性中對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質疑。而這種質疑，源於良知的思考能力。這種獨立思辨的能力，能讓一個人在整個國家都陷入瘋狂時依然保持著清醒。
優秀的民族，始終不曾停止對歷史的反思。《挖掘機》是這樣的電影，用直接坦蕩的追問指出曾經的錯誤。
沒有甚麼能逃過時間的最終審判。面對大是大非，永遠不要閉上良知的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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