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學者葛天任近日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文稱,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中國社會出現很多問題,總體上講,當前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四個非常鮮明的「症狀」。

文章稱,這四個非常鮮明的「症狀」包括:社會高度分化和固化;社會極端思潮泛起;社會組織體系不健全;社會創新活力不足。

作者寫道,社會學有一個核心的分析概念,就是社會分層。從分層的角度看社會結構就會發現,當前的中國社會是高度分化的。

首先是中國貧富分化十分嚴重。目雖然學術界比較公認的中國家庭收入堅尼系數估計在0.5—0.55之間。但如果以財產為標準估計,其堅尼系數則可能高達0.7左右。

此外,社會空間分割,不僅體現在城鄉之間,也體現在城市內部之間,社會空間的分割有財富分化的因素,也有民族宗教的因素。這些分化又疊加在一起,導致中國社會出現了特有的高度分化狀況。

另外,社會學家們公認的社會結構固化的趨勢則體現在,社會下層精英無法通過常規方式獲得上升途徑,在多種資源的獲取途徑上,出現了所謂「精英通吃」或「精英壟斷」的現象,優質資源越來越難以被分配到社會中、下階層群體裏。

一些學者也發現,2012年之後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堅尼系數)有所降低,但其中原因並不能確定,作者推估可能是經濟危機或當局的反腐運動。

另一個症狀是社會極端思潮泛起,主要表現是關於中國社會的未來改革方向,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觀點,簡單講就是「左」與「右」的分裂。

這也體現在,社會的中、下階層群體將改變不公平社會現狀的希望訴諸於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權威。而中、上層群體則出現了更明顯的權利意識和參政、議政訴求,他們有的要參與政治保障財富,有的則十分擔心財富的繼承,其選擇要麼是「用腳投票」移民海外,要麼是保守沉默,但很少成規模和系統地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

第三個症狀則是,社會組織體系處在一個尚需發展的初級階段,如社會信任體系不完善,表現為社會信任的缺失。食品安全問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醫療、教育等同樣面臨缺乏社會信任,由此導致這些社會關係出現了某種扭曲。

最後,文章指,體制、機制的束縛仍然是限制社會創新的一個重要因素。具體如戶籍制度、金融信用體系、財稅體制、基礎性資源行業的壟斷等問題都反應出舊有體制機制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