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人社會，死亡的問題向來都是一種禁忌，很少公開談論。這也許與中國傳統社會獨尊儒術的文化有關，因為孔子的學說其實是倫理學說，非常入世，強調「不知生，焉知死」，對死亡的問題，也就存而不論。

但今時今日，人口老化是大趨勢，死亡已不僅再是個人的哲學問題，也是社會經濟問題，而如何處理個人身後的遺體，更是醫學教育和生命意義的倫理問題。

觀看《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大體老師），令我驚歎兩岸四地，原來台灣電影工作者在有關方面的探討已經遙遙領先，發人深省，一如民主發展，站在前列。台灣的遺體捐贈歷史比香港短，始於2001年，導演陳志漢2012年已計劃將游泳教練林惠宗妻子徐玉娥女士捐贈遺體的故事拍成紀錄片，翌年開始拍攝，前後五年，一直追蹤喪妻後林氏一家生活及整個捐贈、解剖、教學和最終歸土過程，完全是真實的紀錄。但作為藝術工作者，陳志漢對當事人的生活細節和情感捕捉非常敏感，十分細膩，內容之豐富和感人，猶勝精心計算的劇情片，好看和耐看，完全可以達致他期望透過紀錄片完成藝術家與社會對話，從而產生積極正面的社會意義之目的。

電影其實不是一部宣傳捐贈遺體的紀錄片，因為捐贈者死後的遺體不會立即解剖，供醫學院教學，還要防腐處理好幾年，而解剖老師在正式教學前，也要先對學生進行教育及要求他們家訪大體老師家人，了解捐贈者的生平，對這個無私捐出自己身體教育他們學習及研究複雜的人體結構和病變的大體老師，執恭有禮，讓他們真正體驗人類的偉大和生命的意義。這是醫護訓練最重要的一課，生命教育遠比醫學知識和醫療技術訓練更重要。

由於死者的遺體長期存在，並非即時灰飛煙滅，對死者家屬而言，形體俱在，就雖死猶生，可以凝視死亡，對活著的人不無衝擊，而這亦是導演鏡頭最關注的焦點。他們的感情起伏、思想變化及對生命的領悟，教以為自己只是旁觀者的觀眾最終也不能自己，感動落淚之餘，也會反躬自省死亡對自己生命的意義。

電影作品可以成為藝術，其中一個要素是層次豐富，每次觀看都可以閱讀出不同的意義。我絕對同意這部電影至少要觀看兩次，觀眾一定獲益良多。

港大醫學院在七十年代已經開始推動遺體捐贈計劃，初期社會反應冷淡，近年隨著醫學教育需求大增和社會觀念改變，每年獲捐贈的遺體已數以千計。難得的是，港大一樣教育學生敬重大體老師，執弟子之禮，但社會上個人決定捐贈遺體容易，卻忽略了家庭倫理和生命教育的重要和意義。政府不作為及統治者沒意識至為關鍵，但願這部電影在香港上演可以教化社會，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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