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有中國的研究人員統計了一份歷史資料，中國正史承認的四百多位皇帝中，差不多兩百位是非正常死亡，佔總數的四成多左右。這個結果顯示，在中國特色的制度下，皇帝可能是一個最危險的職業。
 
其中，被外敵所殺的皇帝寥寥無幾，大部份是被「內敵」害死的。翻開中國歷史，為了爭奪皇帝大位，兄弟相殘、兒子弒父、父母殺兒子的故事代代皆有，比比皆是。這為中國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帶來了一個特徵，即被奪權的恐懼主要來自權力集團內部，而非外部。
 
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歷史上，幾乎所有的制度設計和政治文化，都圍繞在預防和解決這個問題上。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嫡長子繼承制。這個制度，是希望從價值體系上根本杜絕內部爭奪皇權而造成的內部混亂。這個制度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儒家理論體系把它建立在全民認同的倫理體系中，借助全社會的價值觀認同來鞏固。
 
然而，至中共建政之後，繼承大位變成了一個無解的難題。
 
中共政權，既無法沿襲血緣傳遞的傳統，也不願意實行普遍選舉。因此其最高權力的掌握者一旦繼位，立即面對合法性的問題。
 
中共的邏輯是這樣的：共產黨暴力奪權，所以有了執政的合法性，因此最高權力掌握者由共產黨內部產生。
 
即使拋開暴力奪權是否就天然具有權力合法性的問題不說，共產黨本身是一個數千萬黨員的大團體，如何選擇出最高權力的那個人，仍然是說不清楚的一個過程。
 
更為嚴重的是，中共所沿襲的專制體制本質是一個人治體制，而不是法治體制，因此還必須依靠一個絕對權力來執行體制運行的工作。而這個權力掌握者，同時必須擁有絕對的個人權威，否則這個體制無法有效運作。
 
為甚麼是你？這個問題不但黨外要發問，黨內也要發問，而且黨內的疑問比黨外的疑問更為深切，威脅性也更為巨大。這種疑問，必然影響最高掌權者的絕對權威，因此也就必然影響到這個體制運作的有效性。
 
只有理解了這種制度的特性和其弱點，才能理解中共過去和目前所實施的一系列措施。八十年代，中共內部一些理論家，參照新加坡的模式，提出了所謂「新權威主義」的概念。趙紫陽卻認為，新權威主義難以實行，原因是「權威是依靠解決危機產生的」。
 
皇朝時代，權威主要依靠血緣傳遞，在西方社會，權威借助普遍選舉產生。而恰恰在現代專制體制中，這個權威無法有效在內部傳遞。
 
於是，體制有效運作需要權威，權威需要危機，解決危機需要體制有效運作，遂成為現代專制體制的一個惡性循環。
 
現代中國的所有政治運作，基本上圍繞著這個循環進行。堅決打倒內部的潛在對手；製造危機（最好是「可控危機」）以形成絕對權威；嚴厲控制輿論以免損害權威；其它如絕不承認錯誤，把最高行政長官塑造成為理論家和道德家，等等，也都是圍繞著這樣一個核心問題進行。
 
因此，實行專制最高掌權者的職位終身制，就成了一個最低成本和最有效的辦法，因為上述的政治工具不需要重複使用。
 
然而，這種方法似乎不太適用於一個開放型的社會結構。因為開放型的社會，有權力耗散的趨勢，比如資訊公開，不利權威的形成，無法消滅社會質疑的聲音，對掌權者的神話過程也難以完成。
 
最終，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沒有提供一個合理的理論解釋，因此七個常委，或者二十五個政治局委員，或者三百個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甚至是八千萬個黨員，還是仍然無法替代十四億人解決那個「為甚麼是你」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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