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以來,大陸11省61市遭遇洪災,死傷失蹤人數達數百人,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50億(人民幣,下同),損失慘重。對此,《大紀元》採訪了旅居德國的著名中國水利環保生態學專家、水利工程師王維洛,請他分析造成洪災的原因。

王維洛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雖然洪水有天災成份,但從細部分析,可以看出不少人禍端倪。他表示,目前中國建了將近10萬座水庫,但部份水庫在洪水來臨時均難以發揮作用,當中涉及品質問題。

他以今日受到熱議的湖南寧鄉水災為例,指該處上游的黃材水庫,按中共官方所說,黃材水庫可以防百年一遇的洪水,甚至與三峽水壩比肩。「黃材水庫和三峽有一比,說能防百年一遇的洪水,三峽水庫也是只能防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到了百年洪水,今年還沒有百年洪水,就是來一點洪水稍微大一點的時候,它就不行了,所以,你把防洪的希望寄托在這個水庫上,有的時候要出大錯的。」

他表示,按照外國的標準,一般水庫有一定使用年限。而德國的規定水庫的使用期是50年,「不是說,50年之後這個水庫不能用了,水庫的維修費會越來越高。像現在中國這個承包制度,承包者只承包它的運行和經濟,不承包維修的費用,所以,他也不維修,這個水庫很容易變成危險的水庫。」

而黃材水庫是在1958年建造,目前已使用60年,因此已經屬於「瀕危水庫」。王維洛表示,中國儘管土地面積只有世界的七分之一、人口五分之一,但世界上一半的水庫是在中國,中國有10萬座水庫。但他估計當中有近40%水庫不安全。「加上現在的水庫都是在一條河上,建了幾十座水庫,其中有一座水庫潰了,下面的水庫都得跟著潰的,就像骨牌一樣,有一個牌倒了,下面都得倒。中國人生活在水庫的下面是不安全的,這是一個定時炸彈。」

標榜水庫作用自相矛盾

中共官方常以5個目標,包括「灌溉供水、防洪、發電、養殖和旅遊」來標榜水庫的作用。但王維洛認為,有關概念自相矛盾。「在介紹的材料裡說,它有1.2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洪水還沒有來的時候,1億立方米的庫容已經裝滿水了,它是要給供水用的,它要蓄水蓄到162米,在這之下他說是不放水的,員工的工資都靠著蓄水的,作為一個決策者,你的收入是和這個水庫賣水的錢、發電的錢連在一起的,你會怎麼決定,你總是從你的經濟利益最大化來出發的,當然就不會去考慮這個社會的防洪效應了。」

他批評,目前在中國,官方已透過災害來顯示其「親民」的舉措,「所以,現在,在中國這個災害就成了一門藝術、成了一門政治藝術。」

他說,早前黃材水庫在沒放水之前的幾個小時,有人在網上發佈洩洪消息,但官方隨後就「闢謠」,發佈消息的人也因此被捕,但在幾個小時候,當地政府就下令洩洪,但下游百姓並未相信有關消息。「中國這個社會是一個很奇怪的社會,有的地方某些方面的組織能力是特別強的,有的地方它的能力特別弱的,比如像通知提前洩洪的這個命令通知下去,怎麼傳達的到每一個人,這個時候是很差很差的,往往是,老百姓說你沒通知,政府說我通知了。」

應認清自然與洪水共存

王維洛認為,水庫並沒辦法戰勝洪水,反而會給人帶來災難。他說,首先要認清人與自然的關係。他引述一名與他合作撰寫論文的德國專家指,洪水是河流系統更新所必須的,無法避免,人類也沒辦法消滅洪水,因此只能選擇與洪水共生。「你不能採取的辦法是進攻型的,往往你只能是退讓型的,比如,我們佔了河道,像寧鄉這裡,就是占了溈河的河道,把溈河的河道掐得很窄很窄。」

他又說,現在中國城市多流行挖河修路,作城市建設,但也因此佔用太多河流空間,「所以水就報復我們,我們的辦法只能是退讓,而不是有什麼水庫、預防來和洪水抗爭。」

他說:「現在氣候變化,對中國來說,很明顯的氣候變化就是降雨,暴雨多了,而且是局部的暴雨多了,降雨的總量並沒有增加,但是,降雨集中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下很多,而大多很長的時間又不下雨,所以這個自然發生的災害機率越來越大,所以,用水庫的老手段去制約洪水就完全錯了。這些年來這麼多經驗證明,中國用水庫完全是戰勝不了洪水的,往往還製造了很多人為的災難,這次湖南就是這麼一個災難。」

王維洛認為,目前中國的科學家沒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向我們提供數據的那些人,都是科學家,當一個科學家沒有一個自由發言、科學自由的環境的時候,它就不能成為科學家,他會給你說一種似是而非的話,你只要問為什麼?這個話就是假話了。」而這一點,也容易造成問題。

他說,在這些意義上來講,洪水已經不是單純的自然災害,而是認為調控事務,或者由工程失敗導致的人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