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寫此文時又是五月四日。靜靜的五月四日。被遺忘的五月四日。中國大陸沒多提,香港的朋友也沒記起。也許在這紛紛擾擾的年代,中國大陸出了一個習近平,美國出了一個特朗普,再加上蘇聯的普京和北韓的金正恩,大家都忙著做世界大戰的準備,老百姓也要擔心核子彈橫飛的時刻,五月四日?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管它還有甚麼影響?

我們港人更被中國強人們弄得暈頭轉向,粗暴干預本地內政,操控本港特首選舉,走了一個梁振英,卻來了一個林鄭月娥,都不是甚麼好東西,擔心著未來五年的特區命運也足夠疲累的,五四?還是掃進地毯底下吧!

每年這一天,我必記起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腦海泛起1919年5月4日火光熊熊火燒趙家樓的那一幕,想著學生們痛打賣國賊章宗祥那痛快感覺,回顧蔡元培校長親自拯救學生的行動,挺身而出,親自與北洋政府周旋,救出身陷囹圄的鬧事學生。再對比今天本港八大校長的犬儒和懦弱,又怎能不唏噓長嘆?

蔡元培從五十一歲出任北大校長到六十一歲最後卸任,在任一共十年,但實際上在校時間不足五年,期間他曾七辭北大校長。為甚麼一次又一次地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答案可在他寫的《關於不合作宣言》那篇文章裏找到。他開篇引用了《易經》的話,「小人知進而不知退」,正是他知「退」的原因。每一次的辭職,都是他「不合作」的表態,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特區的校長們,與建制合作無間,有這種不畏強權、不諂媚中共的風骨嗎?

蔡元培一早看出大學教育的兩大弊端:其一是極端國民教育,灌輸所謂民族主義、狹隘愛國心,受教者「皆富於服從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駕馭」的市民;其二是極端實利教育,把大學矮化成為一個職業訓練所,「所有人都是生產流水線上一個馴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續生產而永遠不發問,配合永續消費而永遠不要求答案。」看看今天的特區教育,不正正是在走回頭路嗎?蔡元培認為「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又有多少特區教育界領導人有此崇高理念?君不見由特區首長及其幕僚、教育界最高領導層、至大大小小校長們,不知教育為何物,都把培育一群愛國的「馴服小零件」為己任嗎?

蔡元培另一教育貢獻是他的行政管理手法:「教授共管、大學自治」。他在任期間,

逐步實行教授治校,建立教授治校的體制。第一步是設立以教授管理的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立法權力機構;第二步是組織各系的教授會,主持各系的教務。這種專業治校、院校自主的做法,令全校校務均以民主的精神和原則來管理,各教授在學系甚至在全校中都有更大的管治權。看看特區,連大學內一個校委會也被政治操控,教授全處於白色恐怖的氛圍內,以埋首「研究」為借口,對校政不聞不問,任人魚肉。又教人怎不又想起九十多年前的蔡元培校長,再重提往事,擲筆三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