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擁抱的是真理,假如黨離開真理,我當即就離開黨。」——安德列‧紀德 

羅曼‧羅蘭和安德列‧紀德都是20世紀法國著名的作家,前者是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主要作品有《三巨人傳》、《約翰‧克里斯多夫》;後者則斬獲了194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主要作品有《田園交響曲》、《梵蒂岡的地窖》等。

作為關心公共事務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們都曾非常關注蘇聯。1917年,俄國「十月政變」後,羅曼‧羅蘭稱「布爾什維克的領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雅各賓,他們正在從事宏偉的社會實驗」。紀德則「三年苦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思想上逐漸接近共產主義,同時參與了法國共產黨的活動。

也因此,他們分別在1935年和1936年受邀訪問蘇聯。訪問歸來後,他們將所見所聞寫了下來,並從此疏遠了蘇聯和共產主義。

羅蘭眼中的恐懼蘇聯

羅曼‧羅蘭(人民報)
羅曼‧羅蘭(人民報)

羅蘭在訪問蘇聯期間,忍著病痛,將自己的觀察和思考一一寫了下來,並彙集成了《羅曼羅蘭日記》。應該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羅蘭在《日記》原稿的封面頁上寫道:「未經我特別允許在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滿期之前,不能發表這個本子——無論是全文,還是摘錄。我本人不發表這個本子,也不許出版任何片段。」

50年後,塵封的《日記》終於為人所知。在《日記》中,一個讓人恐懼的蘇聯呈現在世人面前。以下內容引自網名為「霧月軒客」的相關翻譯。

關於派系鬥爭。羅蘭來之前,蘇聯正籠罩在「基洛夫事件」的陰影中。基洛夫是中央政治局委員,1934年12月1日在列寧格勒共產黨總部被尼古拉耶夫所暗殺。尼古拉耶夫和13名嫌疑犯被槍決。許多人受到牽連,懷疑和審查。隨後,史太林聲稱發現了計劃暗殺全部領導人的大陰謀,從而發動了大清洗。(註:當時有人懷疑,暗殺基洛夫的幕後指使正是史太林)。

在莫斯科,羅蘭會見了眾多的蘇聯知識份子,有作家、建築師、音樂家、工程師。除了語言障礙因素外,羅蘭敏銳地感覺到談話不是推心置腹的,他們很多想說的東西不願或不能傾吐出來。連給他診病的醫生都是緊張兮兮的。羅蘭甚至懷疑(並沒有明說)高爾基都受到了監控:高爾基的秘書克留奇科夫掌控了高爾基的全部日常生活。

關於藝術生活。在莫斯科期間,羅蘭經常被邀請觀看蘇聯電影和戲劇。在蘇聯對外協會觀摩的影片《夏伯陽》給羅蘭留下一定的印象,那也是因為「共產黨人第一次使白軍的英勇主義獲得了應有的地位」。然而,對於其它影片,羅蘭不禁幾次用到「拙劣」一詞,認為要麼是「政治宣傳品」,要麼是對美國歌舞劇的「拙劣模仿」。羅蘭不無調侃的在《日記》中寫道:「自從取消文藝形式多樣化後,人民的藝術趣味敗壞成這個樣子。」

而羅蘭在觀看了根據普希金的長詩改編的新芭蕾舞劇《巴赫奇薩賴噴泉》後,在劇場出現受到了「不可思議」的歡迎。但他對此劇的評價卻是:「不是獨創的」,「矯揉造作」。

關於特權階層:上層知識份子。羅蘭注意到,作為文化總管的高爾基至少有兩套房子,一套在莫斯科,一套在莫斯科郊區。房子不屬於高爾基,但高爾基在裏面過得很富足。羅蘭觀察到跟高爾基來往的上層知識份子一般都擁有別墅,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擁有小汽車。

「特權階級沒有錢,但他們有權,有權就可以弄到房子和食品」,羅蘭在日記後的《附記》中流露出他對此的擔憂,因為這與人民的生活存在著驚人的差距,是一種嚴重脫離人民的危險傾向。

關於蘇聯人民。在莫斯科,羅蘭被藝術家、代表團和權力上層人物包圍著,根本無法親近普通人。他只能從6月30日那樣的群眾慶祝遊行中去觀察蘇聯人民,只能從蘇聯各地紛紛寄給他的信中去了解他們。

從遊行中,羅蘭對群眾表現出來的狂熱的「領袖崇拜」表示不理解,但他又認為人民在集體遊行中所表現出來的情緒是真誠的,「蘇聯人民真誠地信任自己的事業和自己的政府」。然而,在羅蘭收到的一封富農的兒子寫來的信中,卻提到由於自己的出身,所有大學和工廠的大門都對他關上了。對此,羅蘭的妻子、也是蘇聯人的瑪麗亞與高爾基發生了爭執,瑪麗亞認為:評價每個人都應該根據他本人是甚麼,而不是根據他父母是甚麼人。而羅蘭筆下的「高爾基的眼睛中流露出痛苦和恐慌的神色……試圖敷衍過去,提到了正在制訂中的,許諾更大自由的新憲法。但這只是自我安慰的藉口」。

關於史太林。在訪蘇期間,羅蘭有兩次機會見到了史太林。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宮,史太林專門接見了他,並回答了他的提問。另一次是在高爾基莫斯科郊區別墅中與史太林共進晚餐。

6月28日克里姆林宮的會見從下午4點10分開始,於5點50分結束,對話內容羅蘭詳載於日記中。羅蘭提出了若干敏感問題,比如基洛夫事件,兒童面臨死刑的威脅等,他對於史太林的「坦誠」印象十分深刻,稱「完全而絕對的樸實,坦率,誠實」。然而,對於羅蘭來說,史太林「始終是一個迷」,難以捉摸。

史太林殘酷無情,但在人面前卻很隨和,樸實,有時還會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這兩種性格都是真實的,擁有這兩種性格的人讓羅蘭疑惑不解。這種疑惑在羅蘭觀察內務人民委員,曾經是秘密警察頭子的亞戈達時也同樣存在,對熱情洋溢的蘇共才子布哈林也是如此,後者談到對敵人的鎮壓時,認為應該「不擇手段」。這種疑惑羅蘭的心頭縈繞不去,一直伴隨他離開莫斯科。

關於書檢制度、驅逐、監獄和集中營。儘管亞戈達宣稱已取消書信檢查制度,甚至白黨的信件也可能自由來往,但事實上,羅蘭和朋友的信件暗中受到蘇聯的檢查,因為信件收到時已被拆開,信封上「粗暴而無恥地」蓋著「從信箱取出時已破損,信封貼得不牢」!對此種做法,羅蘭在日記中俏皮地說道:「富歇(法國警務大臣)的警察也許會做得更周密一些:在把信紙放回信封內時,應該別把它們搞混了……」

對於集中營,羅蘭認為「這是警察理想主義的又一種表現」,「這種理想主義注重的不是人們的肉體痛苦,而只是事情的社會和道德的內涵。」

羅蘭訪蘇結束後,對日記進行了整理,對訪問進行了總結,這就是《日記》後的《附記》部份。儘管羅蘭試圖在《附記》中為蘇聯辯護,但其筆下的記錄卻披露了一個讓人恐懼的蘇聯:沒有言論自由,時時受到監控。而羅蘭將《日記》塵封,大概是因為對蘇聯還懷有某種幻想吧。

紀德公開表示 與共產主義斷絕關係

安德列‧紀德(維基百科)
安德列‧紀德(維基百科)

1936年,紀德來到了他一直嚮往的蘇聯,回國後,他不僅猛烈批評蘇聯當局,而且公開表示與共產主義斷絕關係。究竟是怎樣的所見所聞使紀德在兩個多月的訪蘇之旅後,發生了如此大的轉變?我們或許可以從其撰寫的《訪蘇歸來》中一窺端倪。

首先讓紀德深感震驚和不安的是:蘇聯現實的政治經濟情況,與其領導人所宣稱的社會主義理論完全是背道而馳。在蘇聯,普通的工人農民仍然過著貧困和匱乏的生活;而且,一方面是民生凋敝,一方面卻是領導人熱衷於大排場和大手筆的各種慶典遊行;一方面是大建工廠,煙囪林立,一方面卻是工人住房緊缺,在窩棚中建設著社會主義工業化;甚至官僚特權和奢靡生活也並不罕見,比如招待紀德一行,連普通晚宴的耗費都是巨大的。

面對這真切的現實,紀德憤怒地譴責蘇聯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剝削和壓迫,是「官僚份子對無產階級的專政」。

紀德還注意到,普通蘇聯人的服飾款色單調,粗製濫造,不僅比不上西方國家,甚至連舊俄時代都比不上;而且,日用品、圖書、文具等等也無一不是品質極差,不堪使用;但就是這樣的產品,還數量匱乏。紀德對此分析認為:「供應甚麼就得喜歡甚麼,要不要就是這東西。既然國家兼為廠家、買主與賣主,品質便只能隨文化而進步了。」在蘇聯,「國家沒有對手,對此並不在乎,反正也沒有競爭」,所以蘇聯產品的品質低劣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更讓紀德感到不舒服的是在蘇聯政治高壓下人們扭曲的思想。比如,在他致史太林的感謝電時,由於忘了寫史太林名字前面的那一長串「專用尊稱」,而被電報局工作人員拒絕發送。當紀德在訪問過程中與一個蘇聯大學生交流外語學習的問題時,這個大學生自豪地告訴他:「幾年前,德國和美國還有東西可以讓我們學學。但是現在,我們沒有甚麼可以向外國學的了,又何必講他們的語言呢。」

紀德還注意到,蘇聯所謂的「全民選舉,只是一種諷刺,一種假象,所有的任命都是自上而下決定的」 ——在這樣「周圍容不得人才,只容得下奴才」的「一人專制」中,「無產階級被徹底地愚弄了」。他還發現,當全面的工業國有化和集體農莊化之後,工人、農民竟然不得不完全依附於工廠和農莊:「勞動者沒有去留的自由,既不能喜歡留在哪兒就留在哪兒,也不能去愛情或友誼呼喚他去的地方」。

看到一個宣稱以消滅剝削、消除階級壓迫為使命的國家,竟然是如此景象,紀德十分憤慨:「他們受人剝削,卻不知道受甚麼人剝削,也就更不知道自己的貧困應當歸咎於甚麼人,應當反對甚麼人!」

就這樣,邊走邊看邊觀察的紀德,在兩個多月的訪問結束後,對共產主義的幻想徹底破滅。他如此慨嘆道:「我想今天在其他任何國家,哪怕在希特勒的德國,人們的思想也不會比這裏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膽戰心驚,更唯唯諾諾!」

從幻夢中清醒過來的紀德在發表了《訪蘇歸來》後,卻遭到了蘇聯「朋友們」的猛烈攻擊。於是紀德發表公開聲明,稱:「我擁抱的是真理,假如黨離開真理,我當即就離開黨。」

結語

與羅蘭的沉默選擇不同的是,紀德的清醒證明了他的睿智,而他曾指出的蘇聯種種的弊端,直到蘇聯垮台也沒有解決,且在今日中國並無兩樣。而紀德拋棄對共產主義的幻想、拋棄蘇聯之舉,值得當今中國每一個仍舊對中共抱持幻想的知識份子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