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千年歷史,在二十世紀的德國、蘇聯、中國都曾發生了慘烈的「焚書」事件,其規模超過了以往,這足以讓人們深思。

納粹德國清洗「異端邪說」

1933年4月的德國,剛剛掌權的納粹,為了「統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純潔性」,希特勒決定實行嚴酷的文化專制主義,並「清洗」一切「異端邪說」。5月10日晚,在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煽動指揮下,許多德國學生手持火炬,高唱著《德意志高於一切》等納粹歌曲,來到柏林市中心的劇院廣場。

廣場上,搜繳來的禁書已堆成一座座小山。在納粹衝鋒隊員的安排和號令下,情緒激昂的學生們把火炬扔到書堆上,點燃了熊熊烈火,焚燒了包括海涅、弗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內的兩萬冊圖書。

在柏林焚書的同時,德國其它一些城市、大學也發生了燒書活動。一些學者、作家、詩人等也參加了焚書活動,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哲學家、親納粹的海德格爾。在納粹的宣傳鼓動下,焚書獲取了「民意」,焚書的規模、範圍日漸擴大,也越加殘酷。許多猶太作家和科學家不堪忍受迫害,被迫逃往國外。

隨著德國民眾在納粹的欺騙下,逐漸認同納粹焚書的所為時,納粹開始了更為殘忍的暴行:將猶太人送入焚屍爐。從焚書到焚人似乎相距萬里,但實則是咫尺之遙——人們在接受焚書正確的同時,就在認同對猶太人的迫害;認同了對猶太人的迫害,接受焚人也就並非那麼困難。

蘇聯消除「人民敵人」 的腐蝕和毒害

根據李伯重的《焚書的全球史》,1917年蘇聯建立後,為了維護所謂的「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提出要創建一個無產階級的「真空」環境以避免人們遭到毒害。「清除環境」的第一步就是焚燬「政治上有害的圖書」,消除「人民敵人」的腐蝕和毒害。

1922年6月6日,蘇聯國家文學與出版管理總局正式成立,擬定了一份禁書名單,起初只是列出不宜公開的禁書,後來則包含所有公眾不宜的出版物。名單上的禁書,無論是本國還是外國作品,都一概沒收,交與人民內務委員會封存。若禁書印數太多,就大量銷毀。在這個「焚書」運動中被銷毀的圖書資料數量驚人。

1938年被宣佈為政治反動的圖書達10,375,706種、宣傳畫223,751種,同時還有55,514種外文報刊被銷毀。從此「『人民敵人』的成千上萬冊圖書從各個圖書館中取締,只有少數個人敢於在自己的私人藏書中保留這些書籍」。在1938、1939年間,超過2,400萬本「有害書籍」被化為紙漿。

伴隨著焚書的是蘇共大規模逮捕和驅逐知識份子。1922年,在列寧的指示下,諸多教授、醫生、農學家一部份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各省,一部份被驅逐出境,後者簽署保證不再回國,否則將被處以死刑。

無疑,焚書和逮捕、驅逐「反蘇知識份子」,是為了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的統一,避免反對者挑戰蘇共的權力;同時可以更方便的推行愚民政策。對此,毛和中共是學的有模有樣。

中共建政後對書籍的禁令

中共1949年建政後,首先開始的是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以清除他們頭腦中對西方民主的好感和保留的傳統的士大夫之氣,更重要的目的是,摧毀承繼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英。與之後的文革相比,當時的運動還以「說服教育」為主。

此時的中共並沒有集中大量書籍銷毀,而是將一些書籍悄悄收集起來或者禁止出版、發行,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在校理工科學生的課本則全由英美版改成蘇聯版等。由於沒有任何的自由媒體,老百姓所看、所聽的都是中共灌輸的。而文藝創作豎起了一面「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旗幟,可以說,自此中國再無傑出作家和傑出作品。

1956年匈牙利發生武裝暴動被蘇聯派兵鎮壓後,毛對於知識份子的擔憂加劇,這是因為匈牙利示威中,知識份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為了摸清知識份子的真實心理,毛和中共在1957年號召知識份子給中共提意見,要「大鳴大放」。一些天真的知識份子信以為真,真誠的給中共和毛提了不少意見,結果幾十萬知識份子被打成了「右派」。

文革首次大規模焚書

隨著文革的爆發,中共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焚書」。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黃金時間裏播送了北京掃「四舊」的消息。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好得很》,歡呼說:「我們為北京的紅衛兵小將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歡呼!……紅衛兵小將們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正在橫掃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灰塵。」

在「 破四舊」的口號下,紅衛兵無所顧忌的抄家,除了「金銀財寶、殺人武器、變天帳」外,「封(傳統的)、資(西方的)、修(蘇聯的)」書籍也是「掃四舊」的主要目標。《焚書的全球史》中記載,除了上述三類書籍,就連在1949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出版的絕大多數書籍,也逃不脫被「橫掃」的厄運。除了馬列毛著作和魯迅著作等少數書籍外,連《紅巖》、《紅旗譜》、《紅旗飄飄》等中共認定的「革命文學」和《十萬個為甚麼》等提倡科學知識的科普作品,都未能倖免。

在1966年8、9月,焚書活動達到高潮。北京的紅衛兵在東單體育場舉行大規模焚書活動,場中堆放著小山般的圖書。從西城區福綏境1,061戶居民家中抄出的圖書字畫,被焚燒了八天八夜。

8月23日,北京印刷學校、女八中等校二百餘名紅衛兵,在國子監孔廟大殿的前院,焚燒北京市文化局所屬各劇院存放在孔廟的大批戲裝,其中也有圖書。

24日,北大梁漱溟先生家被抄,紅衛兵把梁家幾代珍藏的圖書、字畫和舊式衣物。包括他正在撰寫的《儒佛異同論》手稿及參考資料,統統搬到院子裏焚燒。25日,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家被抄,數千封信札及數千張照片被燒毀,歷時三日。

作家沈從文當時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當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沈從文惶恐的回答說:「沒有甚麼不服。」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個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

而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先生,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等。幾十年間,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也都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不僅北京如此,全國上下莫不如此。在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衝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500年,著名書畫家大部份出生在那裏,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別多,「破四舊」的成果也就特別大。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80噸。

而在有著兩千多年不間斷的文化積累的曲阜孔府,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共有6千餘件文物被毀,古書2,700餘冊被燒,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餘座被毀,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餘件,珍版書籍1千多冊。

據說,當時的書店裏,除了毛和馬列的著作外,幾乎所有的文學藝術、社會科學的書,都被當作「封資修的黑貨」被銷毀查封。全國書店除了毛著作外,幾乎沒有其它書籍,而毛著作早已是人手一冊,也沒有必要到書店去賣,所以彼時的書店營業員是最悠閒的。

焚書顯然阻斷了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傳承。伴隨著焚書的是,中國的文化精英遭到了徹底的摧殘,無數人被折磨致死、被關押,脊樑被打斷,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徹底被破壞。中共的野蠻和無恥連納粹和蘇共都難以望其項背。

1999年第二次大規模焚書

文革結束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開明的胡耀邦、趙紫陽的治理下,中國獲得了少有的出版自由時代,大量曾被禁止的西方書籍被引進、出版,不少氣功書籍也走入了書店。九十年代,最受歡迎的兩本書是《中國法輪功》和《轉法輪》,後者1995年出版後,即在1996年被《北京青年報》評為全國十大暢銷書。

然而,就是這樣廣受歡迎的書籍,卻遭到了焚毀。1999年7月,中共黨魁江澤民出於一己私利,脅迫其他中共領導人發起了全面鎮壓法輪功的狂濤。江動用了所有國家機器,比如在最初一段時間裏,中共控制全國2千多家報紙、1千多家雜誌、100多家電視台和電台,每天皆狂轟濫炸污衊法輪功。

此外,各地警察還把堅持煉功的法輪功學員抓走,地方派出所在居委會的帶領下,挨家挨戶到法輪功學員家中命令他們放棄信仰,並且上交、銷毀法輪功的書籍和音像資料。全國上下燒書、抄家、抓捕、人人表態支持鎮壓,以及廣播、電視、報紙鋪天蓋地的宣傳批判,恍惚之間,如文革再臨。

據悉,當時有成百上千萬冊的法輪功書籍被焚毀,法輪功書籍在大陸也成為了禁書。

為何中共要焚毀、禁止法輪功的書籍?無疑,這同當年納粹德國的想法一樣,那就是讓大家都沒有機會了解法輪功,而只相信中共散佈的大量謊言。正所謂:「謊言說一千遍,就成真理了」。

事實最初的發展果如中國所料,因為無法親自閱讀法輪功書籍,許多不了解真相的中國人被中共的謊言矇蔽,對法輪功充滿了敵視、仇視,而這亦讓殘酷迫害法輪功的中共暗中竊喜。同當年納粹從焚書到焚人的過程一樣,中共在焚毀法輪功書籍後,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逐步升級,甚至發展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個星球上最為殘忍的罪惡」至今讓許多人都難以想像。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的中共下場與納粹會有兩樣嗎?

結語

作家林達在暢銷書《一路走來一路讀》中說:禁書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承認那書本裏承載的是「危險的思想」。他還說:「歷史一再證明,今天看來是危險的思想,明天卻會成為常識。一些權勢人物判定的危險書籍,卻可能是公眾知識不可或缺的來源。禁書似乎有理,卻從來沒有成功。」

的確,任何想通過焚書,毀滅「人類創造的一切財富的知識」和掩蓋真相的運動,都沒有成功過。

納粹垮台了,今天的柏林倍倍爾廣場立起了無書「圖書館紀念碑」。

蘇聯解體了,今天的俄羅斯人拋棄了列寧和共產黨。

而兩次大規模焚書並犯下「這個星球上最為殘忍的罪惡」的中共,還能苟延殘喘幾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