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英,一位多才多藝的女詩人,曾就讀於遼寧文學院,在北大西語系和北京電影學院研究生班進修,先後就職於鞍山市煤氣公司宣傳部、北京曉慶影視公司、北京電視台、《跨世紀人才》雜誌社,個人專著有:詩集《靜女》,與人合作的作品有《享受悲愴》。 

伏英於1999年1月開始修煉法輪功,33歲時被冤判9年,鐵窗中度過了3,000多個日日夜夜,矢志不移。2015年6月,伏英依法控告迫害元兇江澤民。下面是伏英講述她和家人近20年來走過的曲折艱難的人生歲月。

像我這一代的中年人,都是受到中共無神論的毒害,幾乎是甚麼都不信的。可是,奇蹟就發生在自己家人身上,讓人不得不信服。

發生在家人身上的奇蹟

我的母親佟書萍多年來身患冠心病、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骨質增生、結腸炎、隱性甲肝等十多種大病,走道都打晃,可是從1998年8月開始,在修煉法輪功之後的2個月時間裏,一下變得走路生風,扔了所有的藥瓶子,並且能幫忙帶不到百天的新生兒。

1998年12月,我的妹妹伏豔患了產後風,很痛苦,看到媽媽修煉法輪大法後的變化,她抱著試試看的心情煉煉功,沒想到,腰疼、哈不下腰等產後風後遺症症狀很快消失。

伏英的妹妹伏豔因為堅持信仰坐了13年半冤獄。伏豔原本有個幸福的家,因為她被冤判重刑,丈夫與她離了婚,當時才三歲的女兒小清泉靠姥姥、姥爺照顧。(明慧網)
伏英的妹妹伏豔因為堅持信仰坐了13年半冤獄。伏豔原本有個幸福的家,因為她被冤判重刑,丈夫與她離了婚,當時才三歲的女兒小清泉靠姥姥、姥爺照顧。(明慧網)

我的一個姐姐伏強,15歲患了全身癱瘓,後來雖然能走路,可是又患上了心肌炎、婦科病、怕冷(三伏天穿棉襖)、怕風(一年四季不讓開窗開門)、怕聲音(在她身邊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動靜嚇著她)等怪病;20多年不停地吃藥打針。1999年1月,她也走進了大法修煉,很快她的所有病症一掃而光,再也不用打針吃藥了,還能穿裙子上街,恢復她原來想都不敢想的正常生活。後來,在她43歲時,又生了個閨女。

幸福的一段時光

而我自己能夠走上修煉之路,應該說是偶然中的必然。那時候,我居住在北京的北大附近,每天晚上下了班,就到北大校園裏去看書,而我看書的地方就是一個法輪功的煉功點。有一天我坐在木椅子上看書,兩個人走過來對我說:「每個禮拜六、禮拜天這兒義務教功,你來學吧!」我甚麼都沒想就回答他們說:「好啊!」 從那以後就煉起了法輪功,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時光。從1999年的大年三十我在一位法輪功學員家看到了師父的講法錄像之後,到1999年7月被非法取締,才短短的半年時光,那時候也是剛剛得法的妹妹對我說:「我們能夠修煉大法,真是太幸運了」。

的確,那時候像我一樣幸運的人很多,就是在北大的煉功點上,有北大的教授、學生、員工,還有周圍的老百姓,當時北大校園裏有兩個煉功點,離北大一牆之隔的圓明園正門、圓明園園裏各有兩個煉功點;離北大不遠的清華大學更是有9個煉功點,煉法輪功的有數百之眾。

33歲被非法判刑9年

可是半年之後,1999年7月22日,一場前所未有的迫害開始了,我們這些幸福的煉功人,一下子好像從天堂被揪進了人間地獄。

1999年7月江澤民為了一己之私,開始了瘋狂地打壓迫害法輪功和法輪功學員。

那一天,我正在和一些高中同學吃飯,在飯桌上,一隻玻璃杯子在沒有任何人碰觸的情況下,突然地炸裂了,我們都驚呆了,就感覺是一種不祥之兆。等我回到家中的時候,發現電視已經開始了鋪天蓋地的對法輪功的污蔑之詞。我依舊堅信著自己的信仰。但是我也沒有想到,等待我的是那麼大的苦難。

2001年7月12日,我在一個朋友家玩,晚上沒有回家,半夜12時,警察從天窗子爬進朋友家來,綁架了我和另外幾個法輪功學員。

2001年7月13日,中共申辦奧運成功。而就在那個凌晨,我們又被綁架了。那個晚上,我被警察送進了北京市朝陽看守所,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 非法關押了6個月。 之後,把我送到了北京市團河勞教所的「轉化」基地。

在那裏,我被警察逼迫十天十夜沒有睡覺,要我承認在朋友處和別的法輪功學員一起做真相資料和上明慧網,否則就繼續不讓我睡覺。後來他們將我非法批捕。非法開庭前的頭天晚上,一個書記員到看守所找到我,對我說:「你的態度決定你的刑期,你的態度有甚麼改變嗎?」他的意思就是說讓我放棄我的信仰。我回答他:「沒有。」

這也許就是「中國特色」的法律吧!態度決定刑期,如果我不放棄我的信仰,等待我的就是漫漫的刑期。果然如書記員所說,幾天後,他們塞給我一紙判決——有期徒刑9年。

因為向善被關押牢獄

在監獄中,那些獄警總會問我一個問題:「你沒病沒災的,為甚麼要煉法輪功呢?」我回答:「沒有為甚麼。」的確沒有為甚麼,我告訴她們:「人本來就是應該善良的,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修煉而來的。」

是的,回想自己15年的修煉歷程,我對自己說:「我就是為了修煉,為了走一條向善之路才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在被非法關押在遼寧女子監獄的9年中,我們每天面臨的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之外,還要時時刻刻面對監獄裏所謂邪惡的「轉化」,所謂的轉化就是用各種酷刑折磨煎熬修煉人,讓他們屈服、說謊。

記得那是2004年4月的一天,正是一個春天剛剛來臨,可是監獄裏卻來了暴風驟雨式的「轉化」潮,監獄給了死亡名額,打死白打死。

有一天晚上收工回來,收拾完已經10時多了,她們把我放進一個沒有監控的小庫房裏,3人輪番地打我,一邊打一邊問我:「轉不轉化?」打我的那個刑事犯在外面的時候,就是個職業打手,女男人。她說她在看守所裏,曾經把一個人打成了內傷,可是外表一點都看不出來。

她們從晚上10時一直打我到早上4時才罷手,並嚇唬我說,如果我不轉化,以後天天這樣打我。我的痛苦無以言表,晚上被打了一夜,白天還照常去出工幹活。不過我已經下定了決心,就是死了也不「轉化」。

我出獄回家的前幾天,她們問我:「你還恨我們嗎?」我說:「修煉的人不會記恨人的。」 她們聽了表現出很感動的樣子。從那時候開始,我對自己說:「別人對我不善,我仍然要善待他, 因為我知道被別人傷害的痛苦。」從此我展開了笑顏,雖然那笑顏沾滿了苦澀的味道。

至今我還保留了一張2006年1月29日大年三十在獄中拍攝的照片,從中可以看到那時候我的心態,雖然身在地獄般的煎熬之中,向善的心依舊不棄不悔。

獄中詩集

作為一個寫作者,其實從入監開始,我的寫作權利就被剝奪了。為了能夠爭取得到一支筆的權利,我就不停去和獄警們溝通,溝通了2年多都沒有結果。可是自從那次被毒打之後,佯裝不知情的隊長送了我一個本子,讓我在少得可憐的時間裏寫詩,得之不易的機會,怎麼能夠放過呢?

那時候, 我甚至不洗漱、 不吃飯,擠出時間用來寫我的詩歌,每首詩差不多都是在幾分鐘之間完成的,所以雖然時間有限,但幾年下來,我已經寫了厚厚的幾本詩集了。

臨回家之前,獄警告訴我,等我回家的時候, 可以把詩集給我帶回家,可是等回家的時候,我和她說起這個事,她又推脫。最終我的詩集還握在她們的手裏,至今不知去向。

物是人非 多位親人離世

一天一天的熬過了三千多個日子,吃了幾輩子都沒有吃過的苦,做了幾輩子都沒做過的活。當2010年來到的時候,也是我要回家的日子了。那些日子,我給家裏人寫信的時候,每次都會給他們數我回家的日子。

2010年的7月11日,我終於走出了監獄的大門, 看見了久違的陽光。在監獄中的9年時光,我能夠曬到的太陽是屈指可數的用小時來計算的,每天頂著星星出工,每天踏著黑夜收工。

終於可以見到陽光了。我以為刑期結束了,我的苦難也該結束了。我以為自己的春天終於來到了,終於可以苦盡甘來。

可是剛出了監獄的大門,門外的警車就在等著接我呢!因為我在監獄沒有「轉化」,當地的片警就開著警車來接我。

我在忐忑不安中,姐妹們就告訴我,這9年間,我的父親和三姐夫都在2008年的時候,就永遠離開了人世,還有我的舅舅也去世了;而我的大姐就在我回來的3個月前,得了腦出血,手術後,還癱在床上。這一切因為我在監獄中而沒告訴我。

2010年從監獄回到家中的時候,父親已經離開了我,只剩下風燭殘年的母親,我以為自己終於可以床前盡孝了。可是回家9個月後,疲憊的母親已經精疲力竭,也撒手離開了我們姐妹。

他們等得太久了。

記得父親最後一次去獄中看我的時候,對我說:「我等不起你了。」而我竟然沒有明白父親的話外之音,其實那次父親就是去瀋陽做手術的,手術後沒幾個月,父親就懷著永遠的遺憾離開了我們。而我連知情權也被剝奪了,記得我馬上就要回家了,知情的獄警還讓我給我的父親寫信,其實那時候父親離開我已經2年了。

伏英、伏豔被重判,她們的父母心力交瘁相繼含冤離世。(明慧網)
伏英、伏豔被重判,她們的父母心力交瘁相繼含冤離世。(明慧網)

父母親都走了,我的家破碎了,剩下的是一無所有的自己和一個13歲正在上學的孩子。父母留下了唯一的一個房子,也被強制拆遷了(房子才蓋了10年)。

孩子是我妹妹的女兒,我的妹妹也是因為修煉法輪功而被枉判13年半,那時還在監獄之中而無法照顧孩子。妹妹原來也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後來不修煉的妹夫承受不了壓力了,到監獄中和妹妹辦了離婚手續,也不撫養孩子,爸媽過世後,撫養孩子的重擔就落在了剛剛回家的我的肩上。

46歲才有的家40天破碎

或許是緣份吧!2014年春天,我認識了歐陽洪波,他也是一名法輪功修煉者,一個孝子,獨自侍候他83歲的父親。我們於 2014年5月16日結婚了:當時我46歲,他47歲。可是萬萬想不到,結婚才40多天,我丈夫在去朋友家串門的時候,就被警察們帶走了。 剛剛建立起來的家再次破碎。

伏英結婚僅40多天,丈夫歐陽洪波因為信仰又被中共抓走。(明慧網)
伏英結婚僅40多天,丈夫歐陽洪波因為信仰又被中共抓走。(明慧網)

為甚麼我們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卻要歷經魔難。而當今的中國又有多少像我這樣的家庭遭受骨肉分離及各種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