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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里程數,我開過。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開車去的,從法蘭克福開到仍在圍牆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進入東德區,所謂公路其實就是一條被鐵絲網、探照燈和監視塔所圍起來的一條出不去的隧道。接近關卡檢查哨時,看到穿著制服的邊境守衛,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廣州東站的候車室

都是回鄉的人吧?廣州東站的候車室裏,起碼有上千的人,聚在一個大堂裏,聽見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話。很多民工,帶著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種紅藍白三色條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掛。出來打工的人,這很可能是兩三年才一次的回鄉。家裏的孩子,可能都認不得自己了。

人們安靜地上車,一入廂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舖位,就把燈滅了。燈滅掉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就沒入鐵輪轟轟隆隆的節奏裏。行駛中的夜行火車永遠是浪漫的,車廂像個秘密的、無人打擾的搖籃,晃著你的身體;韻律勻勻的機械聲,像一頂蚊帳,把你密密實實地罩在搖籃裏。

美君從廣州站上車,回到衡山,想把孩子帶出來的時候,她的孩子也不認得她了。

美君從廣州站上車,李佛生,那兩位淳安一同出來的莊稼少年之一,陪著她走。在廣州半年,美君看見了更多的離散;她決心回到衡山,把孩子帶出來,繫在身邊。可是,他還沒想到回到衡山,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認得她了。

我在二○○九年走的這五百二十一公里鐵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過的路。

是坐在車裏等,還是下車走路?

美君的火車在清晨到了衡陽,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鐵軌被爆破,斷了。火車裏的人,心急如焚,又面臨抉擇:是坐在車裏等,還是下車走路?

那個時代,是個不尋常的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清晨五點,我跨出衡陽火車站,冰涼的空氣襲來,像猛烈的薄荷,大霧鎖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猶沉,站前廣場上已經站了很多人,這時紛紛湊上前來,口裏低低呼著地名。

茫茫霧氣間走進衡山車站

永州?我趕快看那個呼喊「永州」的人,迷霧裏站著一個駝著背的老先生。

怔怔地站在那裏,我看著他:如果現在跟著他走,沒多久我就會到了永州,那是柳宗元寫〈永州八記 〉、〈 捕蛇者說〉的地方啊。為了柳宗元,我特別跟著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廣場邊那個寫著「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應揚來接我。車子駛出了有路燈的衡陽市區,進入鄉間公路,車燈照出去,像在濕漉漉的雲裏游泳一樣,上下前後遠近,只有茫茫霧氣,路都看不見。如果突然有個大坑,車子會直衝進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決斷:下車走路。

她帶著佛生,下了火車,開始沿著鐵軌往北走。從衡陽到衡山,沿著鐵軌走,大約是40 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見,鐵軌斷成一截一截的,枕木燒得焦黑。美君走得腳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來,讓她扶著走。走到第二天,遠遠看見了衡山車站,她心裏一鬆懈,腿就軟了下來,摔在鐵軌上。

走向六十年前的時光

我沒有想到,2009 年的衡山火車站,和美君所描述的1949 年的衡山火車站,幾乎一樣。木頭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層多年累積陳舊的灰,從外面望進去,朦朧朦朧的,有一個老人拿著掃把畚箕專心地掃地。冬日淡淡的陽光,從窗格子裏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長好長,一直長到剪票口。剪票口,也不過是兩條木頭扶手。

這時南下北上都沒車。候車室裏一個人也沒有,靜悄悄的,牆上一個大壁鐘,我想,我幾乎可以聽見那分針繞圈遊走的聲音,也看得見那陽光在地面上移動的速度。

我穿過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樣,走到月台上,立在鐵軌邊,看那鐵軌往前伸展,伸展到轉彎的地方。這就是美君和應揚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種衝動。

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鐵軌上,趴下來,耳朵貼著鐵軌,聽六十年前那列火車從時光隧道裏漸漸行駛過來、越來越近的聲音。

然後它愈走愈遠。◇

——摘自《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