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輝出生於1937 年,家境良好。父親劉宗漢是民國早期的金融界知識精英,先後在友華銀行、花旗銀行、國內的浙江實業和興業銀行擔任高級職員。抗戰後,劉宗漢曾出任聯合國「對華善後救濟總署」官員,做過專員。母親胡定珍出身名門,她的祖父是清朝書家胡公壽。劉文輝有一個叔叔劉大同,民國時曾是亞洲遠東社著名記者。

劉文輝小時在教會學校學習,加之父親和叔叔長期在外資機構工作,常與外國人打交道,使得小文輝接觸到基督教的普世價值觀以及一些西方現代思想。

國民政府撤離上海後,劉宗漢留下做留守工作。當時,中共華東局工業部長汪道涵和副部長程望了解到,劉宗漢不當漢奸、不去台灣,還曾押送救濟物資去解放區,因此很器重他,讓他負責總務,後來又安排他到船舶工業局工作。

父子皆成「反革命」

可是,好景不長。50年代初,一連串的政治運動開始了: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有人查出,劉宗漢在國民政府上海救濟總署當過科長並且一度任專員。這個「歷史污點」,讓劉宗漢遭受翻來覆去的審查,苦不堪言。最後,他索性主動退職回家,在街道裏弄擔任掃盲班的義務教員。沒想到,又有人揭發他「在國民黨裏當過專員」,1956年,在肅反運動中,劉宗漢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份子」,法院正式判決定罪,處以就地監督勞動,管制改造」,成了在街道裏弄的被「管」人員。

父親劉宗漢失業後,母親變賣家產維持生計。眼看家境困難,年方16歲的劉文輝輟學,進入滬東造船廠當工人,扛起家庭的重擔。他勤奮聰穎,深得師傅們以及蘇聯專家的好評。劉文輝在工作之餘,考進了總工會的中專夜校,曾經在復旦大學的職工夜大、上海外國語學院的夜大進修。

1956年7月,劉文輝加入共青團,不久後擔任車間團支部書記。1957 年,在整風運動中,劉文輝響應中共號召,幫助黨整風。他有話就說,在座談會上向廠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提出意見,批評黨委書記「生活作風腐敗」,還貼出了大字報。針對父親劉宗漢的「歷史反革命份子」一案,劉文輝曾在徐匯區法院刑事庭上為父親辯護,抗議判決不公,和法官頂撞起來。

反右時期,劉文輝之前的行為構成「罪狀」:攻擊黨的領導,公然藐視社會主義法律。雖然當時規定,工人農民不劃右,但是領導為了完成右派指標,硬是把不滿20歲的劉文輝打成右派。

1961年,劉文輝「右派」摘帽後,主動要求到舟山群島嵊泗列島的造船基地工作。在島上,他博覽群書,自製了一台收音機,收聽境外電台。他和另外幾位青年打算偷渡出境,尋求政治避難。他苦練游泳,還學習航海技術。可是,在四清運動中,他們被人出賣,劉文輝獨自一人攬下責任。

1965 年底,當地法院判決「劉文輝係一世仇份子,思想本質極端反動。組織叛國集團,妄圖投靠美帝,背叛祖國。戴上反革命帽子。判處管制3 年,交群眾監督勞動。」1966年3月,劉文輝被開除公職,押回上海老家日暉四村。每天,「歷史反革命」劉宗漢和「現行反革命」兒子一起,打掃街道衛生,清理廁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

反「文革」萬言書

劉文輝閱讀廣泛,善於思考。他對各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觀點都有所了解,對胡適等人的民主思想甚為推崇。在現實生活中,劉文輝親歷政治運動給父親、自己和周圍的人所帶來的衝擊,他深刻反思,大膽質疑。他曾經寫過一張大字報,讓弟弟文忠在夜間張貼到上海交大的校園裏,上面寫著:「我們要提倡堅持獨立思考,反對思想專制,反對精神奴隸。」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9月28日,劉文輝歷經4個晝夜,完成了洋洋萬言的《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劉文輝指出:「文化大革命強姦民意,瘋狂迫害民眾,是全民大迫害。」

「當權者人人自裝,登天安門城樓掀起瘋狂的紅衛兵運動,宣揚窮兵黷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報刊廣播,操縱全國輿論,對內專政暴行,鎮壓知識份子,焚書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有過人之處,人人唯唯諾諾不敢言,陷社會暗無天日,使神州大地百業俱毀,遍地飢餓赤身,窮山荒鄉,白丁文盲。工人不幹活,農民不種田,學生不讀書,教書者牛棚勞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號。武鬥傷民,殘酷迫害,抄家捕人,慘無人道……」因此,他呼籲「民主主義者在抗暴鬥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

劉文輝和弟弟劉文忠一起把文章謄寫了14份,每份有10 張信紙。劉文輝對弟弟說,自己甘願做當代的譚嗣同、中國的普羅米修斯。「古今中外,反專制反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許國,拋頭顱、灑熱血,喚起自難而軟弱的民眾奮起反抗,那麼,今天就從我劉文輝開始吧!」

1966年10月1日休假時,劉文忠利用串聯的機會來到杭州,通過不同的郵筒,把信投遞給14所國內著名學府,包括北大、清華、復旦等。

這一樁「反革命大案」很快被「偵破」。1966年11月26日,劉文輝和文忠二人被逮捕。1967年3月9日,劉文輝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3月10日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1967年3月23日,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公判大會,第一個被押上台的就是劉文輝。當時全上海有24萬份公判的宣傳廣告,貼在所有的里弄和街上。在公判前的兩個小時,劉宗漢被押到「工人新村」批鬥現場,從廣播裏收聽自己的兒子即將被槍決的消息。

研究文革的學者裴毅然在文中提及:「劉家後知:公判大會前,政治犯嘴塞橡皮,頸部綁繩,以防發聲。內部人員告知:文革時期對死囚都採取『割破聲帶』,你家三哥概莫能外,起碼事先敲落下巴,怕臨死前猖狂一跳──呼喊反動口號。」

這一天,劉文輝走到了生命的終點,年僅30歲。

一角五分錢子彈費

風華正茂的兒子被冷血槍斃,最小的兒子受困獄中,全家都被株連。令劉宗漢一家,承受了錐心之痛和延伸無盡的苦難。多年後,劉文忠在回憶錄裏披露了悲慘的一幕又一幕。

「那是1967年3月23日下午3時許,母親和大姐抱著未滿1周歲的三姐女兒,從外邊回家,看到一大群無知的鄰居,瘋狂地擁向我家門口,越聚越多,不僅有我們村居民,還有鄰村的,數百人把我家團團圍住,洩不通。我家房後邊花園籬笆被推倒,樹木花草被踐踏履平,我家四室的門窗被砸碎。人群聲嘶力竭叫喊:『打倒反革命份子劉文輝、劉文忠、劉宗漢!』派出所民警衝在前面,逼著我母親,高叫『快快交出四角(應為一角五分)槍決劉文輝的子彈費』。」

「我父親劉宗漢早已被里弄專政隊押著,跪在家門口,頭上戴著高帽子,上寫『反革命份子劉宗漢』,名字上被紅筆打了大叉叉。父親脖子上掛著一塊厚重大牌子,上寫著『鎮壓反革命份子劉文輝』,背上被用墨汁寫著『嚴懲反革命份子劉文忠』,劉家人姓名無一不打著叉叉。父親已被瘋狂的『革命群眾』打得頭破血流。」

「面對家門口這場驚天動地的劫難,母親緊緊抱著驚嚇得大哭的外孫女嬰,堅強地擠進人群往家裏走。一些造反派與不懂事的小孩子,一起抓起地上的泥巴與垃圾,向我母親身上扔去。母親急忙用頭、手、肩掩護懷抱的嬰兒。我大姐嚇得跺腳大哭。她的10多歲兒子,想上前去保護遭打的外公、外婆,反被一群紅衛兵揪出去打了一頓。另外兩個6歲、10歲的外甥都嚇得躲到床底下大哭。

「派出所民警與造反派頭頭跟進我家中,擲出兩張槍殺劉文輝的判決書……他們拿到子彈費,擠出人群指使紅衛兵、造反派說:『對反革命份子就是要毫不留情!』」

劉文忠的大姐打開那份《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落著眼淚輕聲地唸給母親聽。法院宣稱劉文輝「是一個罪大惡極、拒不悔改、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份子」,為「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判決反革命犯劉文輝死刑,立即執行」。

劉文忠記敘說,他的母親從不落淚,那一次,嚎啕地痛哭了一夜。(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