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49年建政後,於1954年起開始設置國家主席,至1966年先後出任國家主席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先後出任國家副主席的有朱德、宋慶齡、董必武。1966年至1975年間,國家主席職位長期處於空缺狀態,原因是曾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迫害致死,而1975年初至1982年12月無人擔任國家主席,是因為這期間正式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建制。

在世人眼中,作為中共國的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他們,擁有巨大的權力,可以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享普通人無法奢望的生活,他們或者他們的家人哪裏可能有甚麼牢獄之災,乃至性命之憂?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本系列講述的是劉少奇、宋慶齡、高崗和董必武4人。本篇說的是高崗和董必武。

「東北王」高崗2次自殺

高崗,中共建政前後高級領導人之一。上個世紀30年代,曾與劉志丹一起在陝甘地區建立中共根據地,並擔任政委;後協助北上逃跑的毛澤東部隊在陝北站穩腳跟,因此深受毛的重用,先後擔任西北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滿軍區司令、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等職務。

中共軍隊佔領東北後,高崗被任命為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兼政委等,他是當時6個大區唯一一個身兼黨政軍4大要職的領導人,因此被稱為「東北王」。1949年9月,高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後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高崗成為當時對毛的權威最具挑戰力的人之一。

為了防止地方勢力膨脹,毛在1952年8月下令將5大地方局的最高領導人高崗(東北局)、饒漱石(華東局)、鄧小平(西南局)、鄧子恢(中南局)和習仲勛(西北局)先後調到北京擔任中央機關和國務院的領導職務。此時,高崗對於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勢力十分不滿,因此決意「拉攏」一些人與之對抗,高崗企圖「拉攏」的人中就有鄧小平。

對這段歷史,鄧小平在1980年談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時說:「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援,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的,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劉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

從鄧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是鄧向毛告的密,而且讓毛開始注意此事。1953年12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不指名的提出黨內存在小組織活動的警告,次年2月7日在召開的7屆四中全會上,由劉少奇做了「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的報告,不點名批評了高、饒。此時的高、饒已然失去自由,連列席旁聽的資格都沒有了。

周恩來給高岡扣 「裏通外國」的帽子

另據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中披露,打倒政敵的有效策略之一,就是給其扣上「裏通外國」的罪名。周恩來根據一封斯大林私人特使科瓦廖夫給斯大林的信,斷言是高崗向蘇聯透露中共有親蘇派和反蘇派,給高崗扣上「裏通外國」的帽子。

從1954年2月15日至2月25日,周恩來領導並號召揭批高崗的「反黨陰謀活動」。高崗於2月17日用手槍自殺未遂。

在座談會的最後一天即2月25日,周恩來做了總結發言,列舉了高崗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十大罪行」,給高崗定了性。

周恩來還在發言中無限上綱,並且毫無根據的斷言,稱「高崗的罪惡已經勾銷了他對革命鬥爭所曾做過的局部的貢獻,證明他過去參加革命鬥爭的動機是不純的」。這句誅心之論最終置高崗於死地。

隨後,周恩來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級幹部會議上,進一步上綱上線,說「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的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企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個人野心的地步。」

1954年4月29日,高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周恩來隨後向毛、劉匯報,「經過黨的半年管教,高崗毫無悔悟,於8月17日自殺死去。」

高崗死後,葬於北京萬安公墓。周恩來批示,高崗可以禮葬,墓碑不可以刻字。文革開始時,高崗的墓碑被砸爛半截。

高崗死後5個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黨代會上,由鄧小平宣讀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這一次是公開點名,首先指出高不但不向黨低頭認罪,反而以自殺表示對黨的背叛。增添的罪狀有「把東北地區當作高崗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黨聯盟把共產黨分成兩個:一個是根據地與軍隊創造的;一個是白區的黨」等。關於饒漱石的罪狀,則說「為了鞏固黨的團結,必須堅決把他們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饒至今仍頑抗到底,並且繼續向黨進攻。」

決議公佈不久,饒漱石即宣佈死亡,他是不是自殺,至今沒有明確的說法。兩個曾經為毛「作戰的戰友」終於被毛以反黨罪名清洗。不久,他們的追隨者也被清洗出黨。

只反對劉少奇個人的高崗就這樣被定性成了「反黨」,這開了中共把黨內問題當作敵我問題來處理的先例。

而根據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最後的遺言》披露的資料,似乎是斯大林將高崗出賣給了毛,因為高崗曾經向斯大林透露了許多中共內部消息。為甚麼斯大林要出賣高崗?赫魯曉夫認為是斯大林為了取得毛的信任。

由於中共對這一歷史檔案仍視為機密,我們尚無法得知毛整肅高、饒的真正意圖。不過,毛善於整人的高超手段卻讓人們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一再得以「欣賞」。高崗不是第一個也不是第二個被迫害致死的中共高官。

中共「諜王」 董必武兒子入獄

在中共黨史上,董必武有著不言而喻的地位,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在1949年後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兩人之一,另一人是毛澤東。他在中共建政後先後出任財經委主任、副總理和最高法院院長,1959年至1966年出任國家副主席。

中共間諜王董必武。(網絡圖片)
中共間諜王董必武。(網絡圖片)

董必武還有一個鮮有人知的身份,那就是中共「諜王」。中共建政前,特務系統的頭目和直接領導者是周恩來,董必武是其得力助手,他曾安插熊向暉、沈安娜、郭汝瑰和韓練成等中共間諜,潛伏在國民黨黨政軍的核心機要部門及其負責人身邊,建立起無孔不入的情報網絡,為中共奪取政權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董必武任最高法院院長期間,中共開始「大躍進」,各地法院紛紛聲稱:苦幹1至3年,實現「無反革命、無盜竊、無強姦」乃至「無民事糾紛」等。對此,董必武在1958年4月的一次會議上表示:「提口號要實事求是,不著邊際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決後就執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擺在檢察的位置上。」這實際上是對「大躍進」中的三機關聯合辦案制度的否定。

為此,董必武遭到了中央政法小組不點名的批判。

1959年廬山會議上,董必武表示因沒有看出彭德懷有「反黨」傾向,而拒絕批判彭,同時他給毛寫信辭去法院院長之職。毛同意,但讓其擔任國家副主席。

此後,董必武選擇了明哲保身,不再提及政法事宜,並公開讓家人多學習毛選。

1966年文革爆發後,董必武在毛的保護下,沒有遭到其他人那般厄運,但他的小兒子董良翮卻兩次入獄。

據董必武的子女回憶,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正在廣州休養的董必武接到中央通知,讓他的小兒子到公安部門投案自首,交代問題。董必武甚麼都沒有問,就讓董良翮去投案。

當時,董良翮正在北京六中讀書。「我是學校紅衛兵的頭兒,那時忙著在北京站整頓車站秩序,因為串聯學生多,鐵路都癱瘓了。」自首時,董良翮按家人要求,老實地檢討了自己的「違法行為」。董良翮回憶:「我當時的罪名是在學校執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7年1月4日,董良翮被關進了監獄。過了1年,董良翮出獄,他馬上向家人提出了去當兵的想法。同年4月初,廣州軍區同意接收。然而,他在車站上再次被捕。

董良翬曾在《憶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書中回憶:「弟弟為甚麼突然被捕呢?事情發生後不久的一天,我推開爸爸辦公室的門,看見爸爸在沙發上仰臥著,雙手擱在扶手上。這種不拿書的情況是很少見的。爸爸長長地嘆氣,說『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當時天安門還貼出一張大字報,標題就是《董必武你管不管你兒子》。儘管董良翮再次入獄,董必武依舊三緘其口,只能寫詩來排解心中的痛苦。他在《聞酉兒於北京車站被捕》一詩中寫道:「聞爾重入獄,吾衰心更驚!臥床苦無夢,食飯竟忘盛。試飛曾折翼,語頻或失聲。恢恢天網大,疏釋望新生。」董良翮說,那個時期,父親寫了不少詩篇,內容都是關於他的。

1968年底,董良翮被釋放出獄。當天,他與父親對座無語。「為了不讓他傷感,我甚麼也沒有說,有言盡在不言中,我們就那樣靜靜地坐著……」董良翮將一肚子的委屈憋了回去,最終噙著淚默默地離開了父親的辦公室。

董良翮出獄後,被下放到河北晉縣接受再教育。臨行前,董必武流露了父親的深情,不僅再三囑咐,還主動提出讓其早點結婚。10年後,董良翮回到北京,後下海經商。1975年,董必武去世,終年90歲。

結語

董必武曾對女兒說過這樣的話:「我就是一塊抹布,黨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顯然,董必武是深知自己在中共中的位置,不知潛台詞中是否有這樣的含義:用過、用壞的抹布總有被扔掉的一天,而中共對於董必武、宋慶齡、劉少奇、高崗兔死狗烹的做法,與抹布又有何異呢?

毫無疑問,在中共這樣一黨專制體制下,即使是身處高位的國家主席,也要時時擔心性命之憂,時時擔心中共打人的棍子指向自己,更遑論普通百姓了。這是一個連基本人身安全都無法保障的社會,一個讓人充滿恐懼的社會,造成這種狀況的體制還有存在的必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