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座無與倫比的城市,一座在臨別時連輕輕的囑咐一聲「別忘了,再來」都顯得多餘的城市,幾百年來吸引著無數人流連忘返。讓人嘆惋的是,今日讓我們為之傾倒的巴黎卻已非昔日的巴黎,而正是一百四十六年前巴黎公社點燃的那場大火,燒毀了羅浮宮的黎塞留圖書館、維勒旅館、榮譽勛位宮、司法宮,燒毀了杜伊勒里宮、警察府、審計法院、聖馬丁劇院和很多其它地方。這也難怪法國眾多的知識份子痛斥巴黎公社,稱其是「一個刺客委員會,一群流氓,一個充滿罪惡和瘋狂的政府。」

巴黎公社為何要焚毀巴黎?下令焚燒宮殿的國民自衛隊司令Jules Bergeret曾給公社領導人發了這樣一封信:「皇室的最後殘骸剛剛消失了,我希望巴黎的所有古蹟都會發生同樣的情況。」顯而易見,推崇暴力,敵視傳統的巴黎公社和蠱惑其的馬克思主義,是巴黎真正的罪人。

然而,巴黎公社的幽靈並未因其消亡而消逝。一百多年後,與信奉馬列主義的中共有約的這個幽靈閃現在擁有五千年文明、文化的中華大地上。同樣,在這個充滿文化底蘊的國度裏,每一座房屋,每一條路,每一座寺廟,每個人的舉手投足,背後都有道不盡的故事,其瑰麗的文化幾千年來讓無數外國人神往。只是巴黎的命運在這片土地上再度上演。

根據中共官方的報道,中共始終對巴黎公社「懷有深深的敬意」,「公社對未來社會的設想使我們神往,公社社員為事業慷慨赴死的犧牲精神使我們熱血沸騰」,為此,中共建政後,幾次將馬克思撰寫的總結公社經驗的《法蘭西內戰》作為中共黨員必讀的經典,而學習高潮則是在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

巴黎公社對文革的指導作用

據中共官媒刊登的文章,文革前,中共對巴黎公社和《法蘭西內戰》的宣傳、學習主要集中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在與蘇聯「修正主義」的論戰中。

被後人稱為「中國農村的地獄之旅」的人民公社,就是將農民的衣食住行全部掌控在公社之下,公社是農民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實體,公社統一分配勞動,採取平均主義的工資制度,而且農民不能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人民公社實行後,最終因挫低了人們的積極性,管理不善,歸於失敗,緊接著的是發生了三年大饑荒。

然而,彼時的毛卻將人民公社與巴黎公社相提並論,認為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個公社,遂平的衛星公社是第二個公社。1959年官媒在刊發紀念巴黎公社的文章時,要求「從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角度闡述巴黎公社的意義」,意思是人們要正確對待「大躍進」等運動。而毛推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敗,也再次證明巴黎公社在中國的變種同樣缺乏其成長的土壤,而這折射的是其所信奉的馬克思理論根本不可行。

人民公社化運動失敗後,中蘇關係因赫魯曉夫批判史太林也出現裂痕。在與蘇聯的論戰中,中共再次掀起學習巴黎公社和《法蘭西內戰》的熱潮,強調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普遍性,以反對蘇聯等國家共產黨的「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列寧主義萬歲——紀念列寧誕生九十週年》,《人民日報》1960年4月20日);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批判蘇共的「全民國家」、「全民黨」,等等。

不過,上述宣傳和學習與文革後的宣傳和學習所產生的影響是小巫見大巫。

毛為了消滅黨內可以與自己抗衡的對手,如劉少奇等人而發動的文革,在爆發後不久,就對巴黎公社的宣傳達到了狂熱的地步,巴黎公社直接選舉、直接參與的經驗得到了高度評價和廣泛宣傳。

從巴黎公社的經驗中,中共學到的是文革「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把束縛群眾手腳的舊機構、舊紀律、舊制度打亂」。

1966年6月1日,毛還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那張大字報就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同年11月3日,林彪在講話中說:「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為了給奪取毛的對手的權力做鋪墊,1967年,官媒對巴黎公社的宣傳又突出了《法蘭西內戰》中總結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並用新的形式代替它」以及「公社委員是人民公僕」等內容,並鼓勵「採取群眾運動中湧現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來代替舊的東西。《人民日報》當年2月3日的社論稱,毛「把建設巴黎公社式的嶄新社會的歷史任務交給了我們革命造反派」,新成立的權力機構「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實行全面選舉」,等等。

無疑,對巴黎公社的高調宣傳,是彼時的毛為了「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尋找理論和歷史根據,為脫離中共的領導從體制外造反、奪權提供合法性依據。在這樣的宣傳下,毛為各種造反行為披上了正當的外衣,這也是為何當時許多群眾造反組織都以「公社」命名,都以擺脫黨的領導、「革命造反」、「自己解放自己」自命。

而正是通過體制外民眾對原有體制的衝擊,毛在黨內的對手一個個被打倒,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抓後悽慘的死去,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等也被打成「反黨集團」。

在毛達到打倒黨內對手、鞏固權力的目地後,毛開始恢復原有秩序,進而打壓群眾運動。於是,從1968年至1976年,官媒對巴黎公社宣傳的數量開始減少,且側重點發生變化,如讓領導幹部學習巴黎公社經驗,不要利用職權去謀私利、搞特殊化等。中共翻雲覆雨的嘴臉由此可見。

文革後期,中共面對民眾中日益不滿的情緒,又要求民眾用馬列支持巴黎公社的態度,正確對待文革中的各種「新生事物」,並批判否定文革、不滿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右傾翻案風」。

文革罪惡清單

文革伊始,正是在毛的有意識的支持、鼓動下,向暴力、血腥的巴黎公社學習的「紅衛兵」們殺氣騰騰的指向了「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就是文革初期的「破四舊」。此一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文物的破壞、對知識份子的迫害遠遠超過巴黎公社多少倍。

據同興撰寫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淚》一文記載: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中,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毀於1966年8、9月間的「破四舊」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僅從各個煉銅廠裏就搶救出來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18.5萬件,古舊圖書236萬冊,其他各類雜項文物53萬多件。

而這僅僅是北京一地。

讓我們不妨列列全國被毀掉的古蹟清單: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揚灰;造字者倉頡的墓園被毀, 改造成了「烈士陵園」;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塚掛上了大喇叭;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世界佛教第一至寶、佛祖釋尊在世時親自開光的三聖像之一八歲等身像被搗毀;孔子的墳墓被剷平,孔廟中的泥胎塑像被搗毀;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被砸成一片廢墟;頤和園佛香閣被砸,大佛被毀。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被平毀無遺;太原一百多處古蹟一天之內全部毀掉;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被毀;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佔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杭州岳飛墳墓被刨,其被焚骨揚灰;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海南明代名臣海瑞的墳墓被砸;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北京城內的袁崇煥的墳墓,還有吳承恩、蒲松齡、張之洞、康有為等諸多歷史名人的墳墓被挖、被砸、被毀⋯⋯

除了無數的古蹟被毀,文物古董被毀壞更是無計其數。除此而外,還有無數知識份子遭到了凌虐,而他們最終選擇了自殺。讓我們記住這些自殺者的名字:鄧拓、李立三、閻紅彥、老舍、吳晗、翦伯贊、傅雷、以群、聞捷、海默、上官雲珠、筱白玉霜、容國團⋯⋯

此外,海外學者研究認為,文革至少造成773萬人的死亡。而其對文革道德方面的摧殘也是史無前例:宗教場所被大量破壞,出家人被迫還俗,有信仰者被迫放棄信仰,文物被大量焚毀,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的儒、釋、道三家被批判,這直接導致了文革後中國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迄今,文革結束亦40年,儘管中共把文革定為「浩劫」,儘管中共否定了文革,但對文革的真正反思卻被官方禁止。這是因為中共害怕反思的結果是揭了中共的老底,而巴黎公社與文革的關聯也應是中共害怕反思的原因之一。畢竟中共「懷有深深的敬意」的巴黎公社是文革暴力的榜樣,暴力的文革被否定了,暴力的巴黎公社還要「懷有深深的敬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