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實施「貞觀之治」，並非熱衷「周禮」。「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乾戚之容，始備於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以上，咸得署吏。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眾藝。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司業、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 「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太宗建立並完善了培養官吏之正規教育體制。
唐無廢業
「儒者」，與「法者」、「農者」、「兵者」、「醫方者」一樣，不過是社會百業之一。用今天的白話，就是學校的老師。儒者之責任是幫助「人君」傳播「聖人之教」於被教化者。其中有著書立說的，也即「編教材」者。儒者之職能是將「聖人之教」「宣而明之」，其本身不是「聖人」或「聖人之教」的創造者。不得要領者，還會失了聖人之教本義，誤人子弟，正如，「俗儒為之，不顧其本」，「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
那麼，甚麼是儒者所應該宣明的「聖人之教」呢？就是中華聖皇明君所開創、倡導、整理，從堯、舜、禹開始傳遞下來的正統文化。春秋時代，孔子編輯了「六經」作私塾教本。後來，更由幾位中華聖皇——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康熙等親自主持蒐集、編輯，越來越規範了正統的完整版本，用以保持、歸正中華文化，教化眾生。
太宗之朝無廢人。各種各樣不同個性和優缺點的人，在太宗治下各得其所，得以揚其所長、避其所短，共同成就輝煌。
太宗之朝亦無廢學、無廢業。百家百業，其天賦的社會使命、功用特點，昭告清楚，在太宗治下各承天命、各司其職，共同造就輝煌。
第二節 統一經學
在太宗大力宣倡下，唐初士僚教育之興達到前所未有的盛況。然徒具教育結構，缺乏教育內容，與太宗的旨意大相逕庭。太宗決定完成經學統一。他的參與使唐初經學研究體現出大一統時代之規模和氣度。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
考定五經
唐初經學統一分兩步實施：考定五經，並為《五經》正義。
第一步，太宗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主持統一《五經定本》。
五經指《詩》（《詩經》）、 《書》（《尚書》）、《禮》（《禮記》）、《易》（《周易》）、《春秋》。《樂經》已失傳，故通常稱「五經」。
這六部古籍多非孔子所著，在孔子之前已存在，孔子做了一些刪減整理工作。
先於孔子之六經，記述堯、舜、禹等聖王先皇天賦神授的天命君權及相關的祥瑞。至春秋，孔子及其後人所稱的「孔儒學說」則不講高層神言、大道之理，採用低層「中庸學說」。
老子《道德經》中闡明「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儒的「仁、義、禮、智、信」已是離神愈遠後道德下滑之產物。這也是人類社會成、住、壞、滅規律使然。
古聖皇時代留下的古典文獻，是中華文化的經籍和精髓，並非「孔儒」所創立。孔儒奉其為經典，卻無法獨據己有。正如古時儒生也要打坐，靜心調息，卻不能稱這些修煉基本動作為「儒教方法」。
是故，秉承中華傳統的聖皇漢武帝、唐太宗等，總要重新整理五經，回復堯、舜、禹等聖皇留下的中華道統，清除歷朝歷代各家各派包括腐儒、小道、地上佛等的干擾和破壞。
漢武帝時，朝廷正式將《詩》、《書》、《禮》、《易》、《春秋》這五部書宣佈為經典，稱「五經」，同時把失傳的重要史實如符瑞、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神言神蹟等，重新放回《五經》。漢武帝所定《五經》，補充宇宙高層神、道事實，大大超過孔儒涵蓋範圍。這是歷史上一次將偏離的文化方向撥回神傳軌跡的重大事件。顏師古統領《五經》版本的統一任務。顏師古少承家業，博覽群書，精研訓詁，有著極深厚的經學功底。顏師古利用秘書省大量藏書，悉心校定，歷時兩年多，完成了《周易》、《毛詩》、《尚書》、《禮記》及《左氏春秋》等《五經》的刊定。
太宗對此本非常重視，特請宰相房玄齡召集諸儒「討論得失」。由於諸儒並非同一學派，一時異端蜂起，眾說紛紜。顏師古對此「一一辯答，取晉宋古本以相發明，所立援據，咸出其意表。諸儒皆驚所未聞，歎服而去。」唐太宗對此也稱善久之。貞觀七年十一月，唐太宗「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於是，顏師古校定的《五經定本》頒行全國，成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的標準教科書。《五經定書》解決了經有數家、無所取正的經史混亂狀況，實際上是對魏晉以來五經版本及文字的一次大清理。
《五經》正義
統一經學第二步，太宗命經學家孔穎達主持為《五經》正義。
「正義」者，即將偏離本義的東西進行辨別，歸正真正含義。整理《五經》義疏，是針對「儒學多門，章句繁雜」的解經混亂所行，統一對原始經典的理解。孔穎達精通《五經》，對南北經學有相當的造詣。孔穎達等二十餘位名士奉敕編撰《五經正義》，疏解則多據南北朝以來的釋文。孔穎達以北學出身卻在《五經正義》中多用南學，就是奉旨為學、避免己見、持守本原的嚴謹做法。
各經大多依據自古以來，特別是兩漢、魏晉、南北朝至隋朝多家註釋整理刪定而成，「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
經過兩年努力，一部長達一百八十卷的《五經義讚》於貞觀十四年二月編成。此舉並非簡單重撰孔子所整理之六經，而是糾正漢及六朝以來走入沒落的經學頹廢局面。書稿最後成於貞觀十六年（642年），太宗對孔穎達這一工作十分讚賞，曾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舊唐書‧孔穎達傳》）
不過，太宗以為「義讚」之名不夠確切，特下詔改為《五經正義》，並交付國子監作為教材。《五經正義》被太宗稱為不朽之作，在於它綜合古今、考定異說、定義疏為一尊、神言神蹟、以道釋儒、以《老》解《易》；並加入讖緯書中對宇宙天體層次認識，以緯疏經，經緯互證。其書符合了太宗正文化本、清文史源的深謀遠慮，其對保護中華經史正傳、文化內涵正統之高瞻遠矚，無人可比擬。
《五經正義》這套皇家「教材」的最大特點，是學問、歷史、作文、為人、道德、求仕、做官的全方位知識融為一體。大道至簡至易，充份體現了太宗的風範。
《五經正義》卷帙浩大，貞觀末年博士馬嘉運等人對其進行修訂，永徽四年三月才告結束，頒行全國，作為欽定教科書。此後直至宋代，明經取士，其經義皆以此為準。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太宗又詔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這些人不光都是歷代大學問家，很多更是通曉天文、易理、十家九流之異人，大道修煉有成者。太宗不囿於經學門戶派別之見，不論今文、古文、鄭學、王學、南學、北學，都同等視之，融天貫地，恢宏大度以待。（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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