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百篇》內頁,清嘉慶三年朝鮮內閣刊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公有領域)
▲《五經百篇》內頁,清嘉慶三年朝鮮內閣刊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公有領域)

▲《貞觀政要》明成化九年內府刊本,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貞觀政要》明成化九年內府刊本,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太宗實施「貞觀之治」,並非熱衷「周禮」。「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乾戚之容,始備於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以上,咸得署吏。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眾藝。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司業、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 「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太宗建立並完善了培養官吏之正規教育體制。

唐無廢業

「儒者」,與「法者」、「農者」、「兵者」、「醫方者」一樣,不過是社會百業之一。用今天的白話,就是學校的老師。儒者之責任是幫助「人君」傳播「聖人之教」於被教化者。其中有著書立說的,也即「編教材」者。儒者之職能是將「聖人之教」「宣而明之」,其本身不是「聖人」或「聖人之教」的創造者。不得要領者,還會失了聖人之教本義,誤人子弟,正如,「俗儒為之,不顧其本」,「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

那麼,甚麼是儒者所應該宣明的「聖人之教」呢?就是中華聖皇明君所開創、倡導、整理,從堯、舜、禹開始傳遞下來的正統文化。春秋時代,孔子編輯了「六經」作私塾教本。後來,更由幾位中華聖皇——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康熙等親自主持蒐集、編輯,越來越規範了正統的完整版本,用以保持、歸正中華文化,教化眾生。

太宗之朝無廢人。各種各樣不同個性和優缺點的人,在太宗治下各得其所,得以揚其所長、避其所短,共同成就輝煌。

太宗之朝亦無廢學、無廢業。百家百業,其天賦的社會使命、功用特點,昭告清楚,在太宗治下各承天命、各司其職,共同造就輝煌。

第二節 統一經學

在太宗大力宣倡下,唐初士僚教育之興達到前所未有的盛況。然徒具教育結構,缺乏教育內容,與太宗的旨意大相逕庭。太宗決定完成經學統一。他的參與使唐初經學研究體現出大一統時代之規模和氣度。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

考定五經

唐初經學統一分兩步實施:考定五經,並為《五經》正義。

第一步,太宗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主持統一《五經定本》。

五經指《詩》(《詩經》)、 《書》(《尚書》)、《禮》(《禮記》)、《易》(《周易》)、《春秋》。《樂經》已失傳,故通常稱「五經」。

這六部古籍多非孔子所著,在孔子之前已存在,孔子做了一些刪減整理工作。

先於孔子之六經,記述堯、舜、禹等聖王先皇天賦神授的天命君權及相關的祥瑞。至春秋,孔子及其後人所稱的「孔儒學說」則不講高層神言、大道之理,採用低層「中庸學說」。

老子《道德經》中闡明「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儒的「仁、義、禮、智、信」已是離神愈遠後道德下滑之產物。這也是人類社會成、住、壞、滅規律使然。

古聖皇時代留下的古典文獻,是中華文化的經籍和精髓,並非「孔儒」所創立。孔儒奉其為經典,卻無法獨據己有。正如古時儒生也要打坐,靜心調息,卻不能稱這些修煉基本動作為「儒教方法」。

是故,秉承中華傳統的聖皇漢武帝、唐太宗等,總要重新整理五經,回復堯、舜、禹等聖皇留下的中華道統,清除歷朝歷代各家各派包括腐儒、小道、地上佛等的干擾和破壞。

漢武帝時,朝廷正式將《詩》、《書》、《禮》、《易》、《春秋》這五部書宣佈為經典,稱「五經」,同時把失傳的重要史實如符瑞、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神言神蹟等,重新放回《五經》。漢武帝所定《五經》,補充宇宙高層神、道事實,大大超過孔儒涵蓋範圍。這是歷史上一次將偏離的文化方向撥回神傳軌跡的重大事件。顏師古統領《五經》版本的統一任務。顏師古少承家業,博覽群書,精研訓詁,有著極深厚的經學功底。顏師古利用秘書省大量藏書,悉心校定,歷時兩年多,完成了《周易》、《毛詩》、《尚書》、《禮記》及《左氏春秋》等《五經》的刊定。

太宗對此本非常重視,特請宰相房玄齡召集諸儒「討論得失」。由於諸儒並非同一學派,一時異端蜂起,眾說紛紜。顏師古對此「一一辯答,取晉宋古本以相發明,所立援據,咸出其意表。諸儒皆驚所未聞,歎服而去。」唐太宗對此也稱善久之。貞觀七年十一月,唐太宗「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於是,顏師古校定的《五經定本》頒行全國,成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的標準教科書。《五經定書》解決了經有數家、無所取正的經史混亂狀況,實際上是對魏晉以來五經版本及文字的一次大清理。

《五經》正義

統一經學第二步,太宗命經學家孔穎達主持為《五經》正義。

「正義」者,即將偏離本義的東西進行辨別,歸正真正含義。整理《五經》義疏,是針對「儒學多門,章句繁雜」的解經混亂所行,統一對原始經典的理解。孔穎達精通《五經》,對南北經學有相當的造詣。孔穎達等二十餘位名士奉敕編撰《五經正義》,疏解則多據南北朝以來的釋文。孔穎達以北學出身卻在《五經正義》中多用南學,就是奉旨為學、避免己見、持守本原的嚴謹做法。

各經大多依據自古以來,特別是兩漢、魏晉、南北朝至隋朝多家註釋整理刪定而成,「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

經過兩年努力,一部長達一百八十卷的《五經義讚》於貞觀十四年二月編成。此舉並非簡單重撰孔子所整理之六經,而是糾正漢及六朝以來走入沒落的經學頹廢局面。書稿最後成於貞觀十六年(642年),太宗對孔穎達這一工作十分讚賞,曾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舊唐書‧孔穎達傳》)

不過,太宗以為「義讚」之名不夠確切,特下詔改為《五經正義》,並交付國子監作為教材。《五經正義》被太宗稱為不朽之作,在於它綜合古今、考定異說、定義疏為一尊、神言神蹟、以道釋儒、以《老》解《易》;並加入讖緯書中對宇宙天體層次認識,以緯疏經,經緯互證。其書符合了太宗正文化本、清文史源的深謀遠慮,其對保護中華經史正傳、文化內涵正統之高瞻遠矚,無人可比擬。

《五經正義》這套皇家「教材」的最大特點,是學問、歷史、作文、為人、道德、求仕、做官的全方位知識融為一體。大道至簡至易,充份體現了太宗的風範。

《五經正義》卷帙浩大,貞觀末年博士馬嘉運等人對其進行修訂,永徽四年三月才告結束,頒行全國,作為欽定教科書。此後直至宋代,明經取士,其經義皆以此為準。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太宗又詔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這些人不光都是歷代大學問家,很多更是通曉天文、易理、十家九流之異人,大道修煉有成者。太宗不囿於經學門戶派別之見,不論今文、古文、鄭學、王學、南學、北學,都同等視之,融天貫地,恢宏大度以待。(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