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國導演,回不到中國。責任不在我,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我認為香港還保有自由表達一定的空間,更需要捍衛這些空間。」——無法返回大陸的中國獨立導演應亮,在憑傘運題材影片獲得金馬獎後這樣說。

上周末舉行的第53屆金馬獎電影頒獎禮上,目前定居香港的中國獨立電影導演應亮,以雨傘運動為題材的短片《九月二十八日.晴》勇奪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獎。這是繼《十年》於香港奪得金像獎最佳電影後,另一部被中共視為敏感題材的影片再度奪得大中華區的電影獎項。

應亮於台上表示:「香港是個很講『俠義』的地方,感謝陳慧(原作者)的信任。」

星期二,在出席一個電台節目後,應亮接受《大紀元》專訪。這位曾因拍攝大陸維權人士楊佳的紀錄片而被上海公安局通緝的年輕導演,已經來到香港四年。

訪問就從香港開始。為何要感謝香港?「因為我四年前回不了中國,我生活遇到很大的困難,有很多危險的事情發生了。那麼我是得到很多朋友私人的幫助,他們都冒著風險,對他們完全沒有好處的情況下,只是為了一個公義。」(筆者按:應亮的工作簽證,是在朋友的幫助下才順利拿到。)

在一般世俗眼中,香港似乎很功利,缺乏人情味,但應亮卻看到溫情的一面。「香港是一個很講俠義的,有熱心腸這樣的一個世界,所以我有一種感激,因此而有很多情感,所以對香港的一種熱情和一種感恩。」 

雖然離開自己熟悉的土地,對他創作有一定的難度,「亦是一種痛苦」,加上語言的障礙。應亮的漂泊過程很困難,但終於保住了自己的電影導演的身份,希望未來5年恢復創作,特別是劇情片。「我通過電影融入這個城市,包括它的歷史」。

微觀感情才最政治

應亮的獲獎新片,雖然只有短短的20多分鐘,卻感動了評委和觀眾。故事圍繞一個女孩趁傘運未全面爆發,返家與爸爸吃一餐飯,片中由香港導演張同祖飾演爸爸一角。

最後一個鏡頭是928當天,電視新聞畫面直播警方施放催淚彈,父親接過女兒的鎖匙後,跟著女兒下樓梯,目送她走出大廈門口往前走,父親對女兒說:「我會來保釋你。」這句話交織著兩代之間複雜的情感。

父母仍在大陸的應亮承認故事有自我投射,「我四年無法和父母見面,三年前做了父親。我會去想兩代人溝通是怎麼回事」,這也是他從這樣的角度拍攝傘運的原因,「直接去講雨傘運動、講大的社會政治,很多人都在做。作為一個故事片導演,那我更看重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感情,那些微觀的感情才是最政治的,才是這個城市的未來,可能能找到一種新的可能性的管道。」

他舉例指,香港到處都是養老院,建制派在投票時會用旅遊巴,用小恩小惠把老人接去投票,「我就在想這個城市的病在哪裏,可能就來於溝通,來自於家庭,來自於個人情感的不健全,跟現在大的一個政治環境情況、問題都有關聯了,都有一種因果在裏面」。

應亮表示,早在來港前,就很關注香港的社會運動,包括保衛中環天星碼頭等,來港後,亦關心反國教、雨傘運動等事件,讓他感覺到香港和極權中國不一樣的地方。「這些城市的人都有正義感。他們都非常辛苦,都為了口食奔忙,很勞累,可是當有需要的時候,為了大家的事情,他依舊會站出來,那麼這是給我很大的震動,所以我都會非常認真的在了解,甚至和參與的過程當中去學習他們。」

應亮表示,片中他呈現的香港人,是在非常沉重的壓力下,很優雅、很有尊嚴的一種抗爭,也就是有一種自信和自覺。應亮說,這是香港人深深吸引他的地方。

拍攝楊佳片 警察赴港找上門

對於作為中國導演回不了中國,拍的電影不能在中國放映,甚至在金馬獎頒獎典禮,大陸的騰訊直播,刪去有關佔領運動的頒獎環節。應亮稱,這種荒誕的處境,責任不在他,「我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因為他覺得自己做的事一點都不敏感;對他來說沒甚麼題材、故事、人物,不可以用電影或藝術來表達,但對於中共來說,「在他們眼裏甚麼都是敏感」。

比如當年他拍攝楊佳紀錄片,警察甚至到香港來找到他,要求他剪掉揚佳等當事人的名字,不要直指上海,裏面出現司法人員的部份都要取消。他拒絕後,上海市公安局揚言要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中共明年加強電影監控

明年3月大陸《電影產業促進法》正式實施,針對電影的電檢制度進一步加緊,原來的違規變成違法,應亮批評這是「恐懼管理」,但是國內獨立電影人依舊在堅持。

中國獨立電影是在1989年之後產生的,到今天其實都沒有為大眾所看到,但應亮相信他們的努力,要待中共政權結束後,才會產生價值。「將近有快20年的作為,都是在等著中國這樣一個大的政權已經結束以後,慢慢整理,才會產生價值。未來的這些人的創作和這些價值,會得到歷史公正的承認的,一定會的。現在越來越困難也是必然的,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