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是「709」王宇律師的辯護律師,您可以講講在這過程中的一些經歷?

文東海:「709」大抓捕,我是最先站出來的,態度非常鮮明,我告訴警方,周世峰、王宇他們沒有罪,不應該被抓,不應該被央視污蔑。後來警察找我約談,我反應很激烈,之後我在自由亞洲電臺接受採訪,公開了自己的想法,當時余文生、程海等也是勇敢站了出來。

過了一個月,有人找到我,讓我代理王宇的案件,起初我很猶豫,一方面我沒有經驗,一方面是那個時候真是恐怖,代理「709」案件大家都有顧慮,我本人當然也有顧慮,那時就像一場運動,情況難以預測,警察四處抓人,環境緊張。後來我想,如果環境不改變,就會有更多人被抓,所以猶豫了一個星期之後,我答應做了王宇律師的辯護人。

開始我本人被強制約談,他們不希望我在網上發聲吧!但我要表明自己的態度,我不願意太張揚,我就是實事求是。

為了本能地維護律師的職業尊嚴和我個人的尊嚴,我不斷挑戰一些事情,不斷突破一些限制,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盡職的,這段時間對我很重要,我也從中慢慢成長為一名真正的維權律師,只是我不能出境了,到香港、澳門都不行。

我遇到很多困難都是以前沒想到的,完全不讓會見、不通知家屬、不告知案情,也不讓與當事人通信,我的當事人幾乎完全是失蹤的狀態,越到後來,他們做出的事情越讓我們吃驚,最後乾脆把我們解聘!

我們感覺很諷刺的是,他們這麼做之後,竟然出臺了一個新的規定,依法保障律師權利的規定,幾乎每一條規定都證明「709」警方抓捕違法。我們拿著這規定找他們,他們說:「這不是法律,我們不需要執行。」那還有《刑法》呢?按《刑法》規定他們同樣違法啊!但他們不講法。

他們把律師當作敵人,可能他們吸收西方民主轉型的經驗,比如臺灣美麗島事件,比如韓國電影《辯護人》講的釜林事件,他們可能認為律師會成為他們的掘墓人,所以對律師防範得比較緊,不希望律師把民主理念通過法律方式表達出來,他們想廢掉律師的武功。

但大抓捕並沒有達到他們想要的效果,他們以為把律師抓了,其他律師不敢反抗了,就沒有人給律師做代理了,或者即使做代理也很小心,沒想到這些律師非常頑強,冒著很大的風險,到天津、到長沙、到廣州、到廣西等地,都是很積極、很勇敢地站出來,而且積極地發聲,在國際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我去了天津十幾次,要求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給他們很大壓力,他們發現這些律師不那麼好對付,所以最後他們決定,把律師全部通通給解聘掉。

2016年1月8號開始,他們陸續解聘律師,完全是耍流氓了。王宇的母親授權我做她的律師,我的辯護手續齊全,而且我的辯護律師身份,經過警方,包括天津市地方政府和區政府、天津公安局、天津各級法院認可確認,但沒有任何的合法文件,他們就強行把我解聘了!

記者:「709」事件您有什麼感想?

文東海:「709」事件之前,我對中國的法律還是寄予厚望,認為這個國家還是有希望,還能走上民主、法制,但「709」事件後我感到徹底失望了。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沒有希望,不可能走上法治。

世界上100多個國家,還有幾個共產黨國家啊?就那麼1、2個了,半民主、半獨裁的國家也不多了,所以民主法制是一種趨勢。而共產黨的措施確實是開倒車,因為專制獨裁和民主法治本來就是格格不入的嘛!

記者:您如何看「709」事件的意義?

文東海:「709」並沒有把律師真正打壓下去,沒有達到當局的預期目標,很快律師團就組建起來,先後有4、50位律師作為「709」的辯護律師跟上,過程中不屈不撓,不管碰到多大阻力,很少有人放棄,即使有個別律師因各種壓力退出,但也一直在關注,「709」之後,律師非但沒被打下去,維權律師群體反而壯大。雖然當局對辯護律師嚴防死守,導致辯護律師無法正常發揮作用,沒能走上法庭,但他們在社會的大法庭上充份發揮了才幹。

「709」家屬的抗爭也是當局沒有想到的,她們向社會表達訴求,向國際尋求支援,後期家屬衝在前面,帶著辯護律師去抗爭。家屬表示自己的決心非常重要,你做家人你都不理不睬,沒表現出很堅決的決心,可能旁觀的人也不會有那麼大的熱情支持。家屬在「709」的表現超過我們辯護律師,甚至可能超過關在裏邊的親人,很勇敢,而且也很智慧,讓人耳目一新。

我聽獲得自由的律師講過,他們在裏面曾經受酷刑,正是辯護律師和他們的家屬在外面不斷抗爭,使當局認識到再這樣沒辦法收場,才勉強保住了他們的性命,這是我最近聽到的情況。

從改變人心的角度講,「709」這個事件雖然沒有像臺灣美麗島事件那樣,讓律師在法庭上充份發揮辯才,但也可說是中國走向民主法制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因為它同樣在全民進行了一場民主法制的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