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饑荒年代的施捨 

那年月,每人每月憑糧票的定量只能吃二十來天。父親長期勞累加上營養不良,肝臟腫大,繼而半聾了。母親的腳面也出現腫脹。冬季的一天,她把兩張整斤的糧票給了一個上門乞討的老大爺。我生氣了,她朝我笑了笑,淡淡地說了句:「比起他來,我們不強多了嗎?」

三面紅旗初嘗苦  三年饑荒雪上霜

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的開展。學校、街道、所有單位都建起了「煉鋼爐」。父親的單位也在上海遠郊瀏河建立了「煉鋼基地」。為響應「鋼鐵元帥升帳」的號召,父親捲起鋪蓋和同事們放下斧子、鎯頭,操起了鋼釺,煉起鋼來。一人單身在外,吃用開銷一樣少不得,而一家人的開支這麼一份,就顯得窘迫了。加上里弄裏搞了「街道人民公社」組織的食堂,每個家庭不開伙(實際上也開不出伙,因為每家的鍋、鏟、杓,凡能與鐵器搭上邊的全上交給公社去煉鋼了)。

每家每戶必須拿錢與糧票換得飯票與菜票,然後去食堂買飯菜。自然這飯、菜除了成本,還得加上場地費、人工費用等等,比起自家開伙,支出就多了許多。日子一下變得艱難起來。

記得那時,中午就在我們家後門弄堂裏(200弄32號)的徐大媽家(里弄食堂所在地)買半斤到10兩(舊制,一斤為16兩,每兩約31克)米飯,買一個菜一個湯。我、弟弟、母親三人分而食之。母親總是藉口忙著趕活,讓我們先吃。11歲的我加上9歲的弟弟正是貪吃的當口,每人盛上一大碗飯,所剩就無幾了,最後母親把我們吃剩的湊在一起默默的吃完,又繼續她的縫紉工作。而晚上則是用鋼精鍋(鋁製品,無法煉鋼所以倖存了下來)熬上一鍋粥,全家灌個飽,留下些許,第二天充當早餐。

偶爾能弄到一根油條或一個炊餅,她總是以吃不慣油炸食品為由,讓我們倆分著吃。不懂事的我們哪裏體會得到母親心中的甘苦艱辛啊!這樣的日子熬了將近大半年,搞得怨聲載道,最終食堂垮掉了,每家又可自己開灶起伙了。不料,更艱難的日子也來到了。1958年大折騰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三年「大饑荒」。對我們家來說,真可謂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了。

1959年秋,我13歲,弟弟讀小學四年級,都是能吃能喝的時光。父親單位的「鋼鐵基地」折騰了一年多,煉出了一大堆沒用的鐵疙瘩(也不知道是否被當局統計進1070萬噸之內)。最後終於關門大吉,父親也回到上海。這就苦了母親一人,彷彿她是女人,飯量就一定會小,每到吃飯的時候,她總是拿起針線坐到一邊,讓我們三個男人先吃,最終才去收鍋底,把剩下的一點鍋巴泡上湯水充飢。(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