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一天,德國慕尼黑,保羅・安索德(Paul Unschuld)家的公寓單位的門鈴聲響起。他開門後發現了一名年輕男子,對方用英語簡潔地說:「您好,我是詹姆斯・奎因(James Quinn),來自CIA(美國中央情報局),請告訴我針灸的軍事用途。」

《紐約時報》24日報道,保羅・安索德是西方國家少有系統且嚴肅認真地研究中國傳統醫學的德國學者,而且對中國文明的演繹,更甚於解釋中醫在新現代醫學的角色,一絲不苟地翻譯中國古時偉大的中醫著作,嚴謹的態度不輸漢學家。

安索德博士收藏1100份中醫手稿,內含4萬多個處方,是研究中醫如何以草藥治療疾病的重要文獻。這些文件併同他收集的優秀的中國醫學家的雕像,都將進入德國正在建造中專門展覽非歐洲文化的博物館。

由於擇善固執以及直言不諱,安索德博士對中醫的獨特見解,時常在西方科學界引起爭議和辯論。對很多人來說,中醫只是工業化和西藥普及後的備位治療方法,也有人認為中醫有時會有效只是因為安慰的心理作用和運氣。對這兩種說法,安索德博士都直言反駁。

過去28年來,他致力中醫最重要著作《黃帝內經》的英譯工作,最近完成其中三個主要內容,近期將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

不同於許多西方國家使用的中醫教科書,安索德博士的英譯避免現代醫學的術語如「能源」,或常見的西方醫學術語如「病原體」,因為他覺得使用這些術語,對中國古代的中醫大夫和他們的世界觀來說是不公平的。

這種出於對2千多年前的中醫的尊敬,忠實原文的英譯術語,雖然是非常具開創性的,但對許多崇尚西方科學的從業人員來說,是不容易閱讀的。

教授中醫的中醫師羅森伯格(Z’ev Rosenberg)說:「安索德博士嚇到初學者,因為他在書中說『學習者應了解中醫的原始術語』。」

安索德博士說,中醫在西方受到關注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或者更準確地說是1971年,當時《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詹姆斯・萊斯頓(James Reston),報道他在中國大陸突發闌尾炎,醫生用針灸和艾蒿(mugwort)治療。

當時正是美國試圖與中國大陸建立雙邊關係,中方有意對外開放的時候。隨著外界與中國接觸越來越頻繁,中醫也越受關注,西方國家開設中醫課程,來自東方的中醫書籍大量英譯上市。

安索德博士出生於醫學世家,自曾祖父開始都是從事醫學工作。最初,他在慕尼黑獲得藥學和中文的學位,同時結識妻子。1969年和妻子一起來到台灣,原本打算學習中文一年,但結果是他在台灣訪問了多位中醫師。

這段經歷有助於他完成博士論文,並成為中醫專家。20年來,在慕尼黑大學(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領導醫學歷史研究所。

安索德博士強調純學術研究的做法,不受北京歡迎。雖然他在中醫的知識和英譯中醫書籍方面廣受尊敬,但他不樂意配合北京,將中醫作為中國軟實力進行推廣。

他批評大陸出版的中醫譯本「完全是騙局」,稱這些編譯者並不用心,心裏只想著政治目的。

對於安索德博士來說,用中醫理論闡述中國人的精神更有意義。他認為,中醫歷史上的經典人物例如黃帝,能夠反映出中國人根深蒂固實用主義的思想。在2千多年前大多數中國人認為疾病和鬼神有關的年代,這些中國書籍卻指出得病與自身行為有關並且是可以治癒的。

安索德博士說:「這和啟蒙運動很類似。」他說,中國有句古話說「我命在我,不在天」「在古時候的中國,醫學和政治是相似的:遇事時不應怪罪他人,要從自身找原因。要自問『我做錯了甚麼?』『我為甚麼如此容易被攻擊?』『我要怎麼做?』這種反思就是(古時候的)中國能夠崛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