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28歲母親楊改蘭迫於貧困、砍死四名子女後自殺;北京生存著非本地的16萬「拾荒大軍」⋯⋯種種事件引發人們對中共治下社會底層人生活的關注。

鳳凰財經9月16日發表分析文章《殘酷的世界:你沒窮過你不懂!》,探討大陸底層人的生活狀況。

文章中提到,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情況嚴重,有錢的越來越有錢、窮人則越來越窮。

大陸的大都市和縣城農村相比,商業資源、教育資源、人力資源相差甚遠,無數年輕人離開家鄉、湧入大都市,以期改變生活現狀。

但是,高房價和戶籍制度又令他們幾乎夢碎,這把很多打工者又趕出大城市,或者他們的下一代再次往復他們的故事。

另外,大陸的高成本教育,又導致家庭收入成為進入大學的一個門檻、貧窮家庭的大學入學率大幅下降。

無奈自殺、「拾荒大軍」、住地下室⋯⋯

今年8月份,甘肅外出打工者李克英的28歲妻子楊改蘭,被發現給4個孩子喝了農藥並用斧頭砍傷他們之後自殺,李克英本人也隨後被發現自殺。

李克英在附近城市打工,每年寄回家三、四千元(人民幣,下同),這是一家六口一年的生活費。然而,僅因為這三、四千元錢,當地官員取消了他們的低保資格。

另以北京為例,香港開放網9月16日報道,在北京有16萬「拾荒大軍」,有的已經在那裏過著同樣生活20年。

文章用「貧窮的瘟疫正在跨代蔓延」來形容他們的情況。對這類人群的孩子來說,讀書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北京開設打工子弟學校,但是一旦校長換人,就可能隨時取消資助,甚至向他們索要以前的學費。

公開資料顯示,沒有北京戶籍的家長們如果想讓孩子在北京上學,必須持有「五證」,分別是家長的「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的戶口簿、在京暫住證、家長的戶籍所在地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

端傳媒今年8月底報道,非北京戶籍人士要想集齊「五證」並非易事,而且政策細節隨時變化,甚至會被要求證明「這個孩子真的是我的孩子」等。

另據中原市場研究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在北京的北漂一族中,平均每天有2.5戶選擇購買地下室,大多數的是為了讓孩子上學。

數據顯示,今年8月份北京地下室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33,700元,比二手房價格低28%。其中,40%的地下室成交單價為每平方米3萬~5萬,25%為每平方米2萬以內,20%在2萬~3萬。

高成本教育 令大陸底層人士陷入絕望

鳳凰財經的文章中提到,「對於底層人民而言,教育的高成本,低收益,導致了他們對教育的絕望」,一些農村貧困地區的民眾甚至放棄了高等教育。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雲杉統計,在1978年~2005年間,北京大學的農村學生人數越來越少。80年代中後期,北京大學內來自農村的學生佔30%;90年代後期人數比例開始下降;2000年後僅佔到10%左右。

另外,農村學生的人數比例與學校知名度有關,而知名度的低的大學的就業前景不佳。2012年復旦大學來自農村的新生佔比為10.36%,同濟大學佔比18.98%,天津大學28.14%,吉林大學32.27%,西北師範大學59.85%,南昌大學43.68%,喀什大學(原喀什師範學院)56.98%。

還有學生或家長因無法支付大學學費,選擇自殺。2002年,陝西寶雞市的丁先生,在兒子拿到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和7000多元的學費清單時,從7樓跳樓身亡。

2003年夏天,陝西省榆林縣53歲的農民景統仕,女兒以高分考上東北師範大學,但第一年學雜費為1萬元人民幣。景統仕喝下農藥,並在臨死前告訴家人:「我老了,甚麼事都辦不成了。」

2004年8月2日,遼陽農民孫守軍,因交不起兒子每年5,308元的學費,在家中喝下殺蟲劑自殺,並留下遺書「我兒⋯⋯只因為我沒有能力讓你上學,沒有臉對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謝罪。」

公開資料顯示,1990年代江澤民情婦陳至立上任教育部長後,相繼進行「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

之後,大陸教育界成為一個暴利行業。以1993年~2003年的10年間為例,中小學亂收費高達2000億元;大學學費暴漲了20倍,本科四年最少花費2.8萬,相當於大陸一個貧困縣一個強勞力35年的純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