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建國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中國人來說,1966年8月18日,是一個不會忘卻的日子。就像人們提到「文化大革命」就會說到「紅衛兵」,說到「紅衛兵」就不能不說到「8‧18」。正是這一天,首都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大會,中共黨魁毛澤東首次接見來北京進行大串連的全國各地的紅衛兵。

「文化大革命」是從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間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一次政治運動,歷時10年,給國家和民眾帶來嚴重災難。「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大、中青年學生為主的全國性群眾組織,被毛澤東、江青、林彪等人利用來掀起這場「造反」運動。

「紅衛兵」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現,首先由首都的青少年發起。毛澤東認為青年學生是推動「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展的突擊力量,並於同年8月1日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表示支援他們起來「造反」。從此紅衛兵運動迅速向全國發展。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他身穿綠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並且再次表示支援紅衛兵運動。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是一望無際的人群,在南到前門和東、西兩側的長安街上,人山人海,口號聲很響。林彪在大會的講話中,別有用心地表示堅決支援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動紅衛兵「打倒一切」。

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學生、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給毛戴上紅袖章。據當時的黨媒報道,毛澤東問:「妳叫甚麼名字?」答曰:「宋彬彬。」毛再問:「是哪幾個字呀?」答:「是文質彬彬的『彬彬』。」 毛說:「不好,要武嘛!」於是她改名「宋要武」。

因為毛澤東的接見和指示,宋彬彬的名字變成了「宋要武」。8月20日,黨媒《光明日報》發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翌日《人民日報》轉載。

宋要武在文章中說:「過去,修正主義的教育制度緊緊地束縛著我們,想把我們革命的稜角都磨光、磨圓,把我們磨成不敢造反的文質彬彬的書獃子。今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從「彬」到「武」,這反映了人們思想的一個大變動,反映了革命的小將們在成長,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

儘管宋彬彬本人在文革多年後稱這篇文章是記者越俎代庖強加給她的,但是當時黨媒鋪天蓋地地宣傳造勢已經令「宋要武」紅遍中國,成為紅衛兵狂熱暴力的象徵和符號,刺激並引發全國各地發生打人事件。紅極一時的宋彬彬(宋要武)也在10年浩劫之後臭名昭著。

中共元帥彭德懷文革中也難逃被紅衛兵批鬥的命運。(網絡圖片)
中共元帥彭德懷文革中也難逃被紅衛兵批鬥的命運。(網絡圖片)

暴力狂潮席捲全國

在毛澤東接見宋彬彬的前夕,8月5日,她任紅衛兵造反派主要負責人的北師大女附中,發生了學生活活打死50歲女教師的人間慘劇:該校高中一年級的一些紅衛兵學生將卞仲耘等3個副校長、2個教導主任打成「黑幫」,對這5個人批鬥,往他們的衣服上倒墨汁、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用軍靴踐踏、從鍋爐房提來開水燙他們,折磨達數小時,其過程令人髮指。50歲的第一副校長卞仲耘被打死,另一位副校長被打骨折。

8月18日毛澤東接見宋彬彬等紅衛兵後,中國凡有「文」字者皆一律改為「武」字。北師大女附中一度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在該校的化學實驗室裏,紅衛兵又把一個附近飯館的18歲的女服務員綁在柱子上打死。

根據官方內部記載,在北京,在「8‧18」以後的20天中,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大規模的群體暴力迫害迅速在全國蔓延,女教師卞仲耘的命運成為很多人的下場。

文革後的今天,提到「宋彬彬」的時候,親歷文革的人們想到的是革命名義下的瘋癲、殘忍,想到的是人民的呻吟、流血以及那禍國殃民的動亂。

「8‧18」之後,毛澤東又分別於同年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7次接見紅衛兵,共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1,300多萬。紅衛兵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到處串連、搧風點火、亂揪亂鬥,搞亂了各級黨政領導機關,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全國大動亂的重要因素。

如果說在「8‧18」之前,「文化大革命」還只是中國大地上滾動的、令人驚駭的陣陣悶雷,那麼在「8‧18」以後,它就成了把整個中華民族衝擊得暈頭轉向的狂風暴雨了。◇